眾所周知，我的愛好是二戰的曆史，我以這句話開頭，那就是因為我單純地想講一些納粹德國的往事。
講到納粹，當時德國人民的態度其實很值得一提。畢竟，納粹的覆亡，不是因為內部的動亂，或者老百姓不堪忍受，而是因為四處征伐，最終被”境外勢力“給滅亡的。德國老百姓對納粹是什麽態度呢？反對納粹的當然有，但絕大多數還是默許納粹的統治。
納粹黨在統治期間也通過各種手段“團結人民”，說得好聽點叫和民眾打成一片，說得不好聽點叫利用民眾。當然啦，這當中自然會有些見不得人的手段，比如說，納粹黨調動了德國老百姓的人性之惡，鼓勵他們互相揭發告密。
可以說，納粹能夠做到對德國民眾控製的如此嚴厲，在統治的時期，甚至當“境外勢力”打上門的時候，都沒有發生內亂，這套告密製度“功不可沒”。
納粹告密的設計理念
作為典型的獨裁政權，納粹是很希望德國老百姓參與告密，這樣既能節約他們的統治成本，又能讓底層人人自危，最終達到讓民眾“既覺悟極高，又有良好的自我管理意識”的效果。
不過，告密這件事，在整個基督教文化氛圍濃厚的西方，是被看成非常可鄙的事情。所以，納粹需要用一些手段，讓德國的老百姓正義感爆棚，當正義感擊垮心中腐朽的倫理價值觀時，告密自然就會發生。
在這一點上，納粹還是很有基礎的。希特勒之所以選舉中獲得成功，是因為他利用了魏瑪政府一係列的困境和失敗，並對解決這些難題做出了承諾。
所謂“一個人的命運，除了要考慮自我的奮鬥，當然也要考慮曆史的行程”，時運給希特勒一個機會解決失業問題和提高國民生活水準，納粹在這樣好時機中巧妙地把一係列強製性的手段參雜在其中，人們都隻看到了“成果”，讚同強製性暴力政策，所謂隻有清除諸如猶太人這樣的敵人，才能捍衛德意誌民族共同體的健康和純潔。
◎希特勒是德國人民的救世主
納粹上台之後，德國老百姓就知道，如果一個人是猶太人，或者犯下了納粹規定的罪行，那是要被送進集中營的。
不過，在納粹的宣傳中，集中營不是什麽恐怖的殺人工廠，那裏的犯人通過“勞動改造，能夠獲得新生”，至於猶太人吉普賽人，本來就是劣等民族，把他們送進集中營，這叫為民除害。
納粹的種族主義在德國老百姓很有市場，再加上“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元首”的宣傳，民眾樸素的愛國熱情得以激發。很多老百姓“覺醒了”，發現周圍有猶太人，或者有任何妨礙納粹的行為，眼裏揉不得沙子，轉頭就去告密。
在他們看來，這叫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對個人對國家都好，眼看德國在元首的帶領下越來越好，德國老百姓無限熱愛元首和Nationaler
Sozialismus，這種情況下，腐朽的基督教倫理就不那麽牢固，老百姓對告密就沒什麽心理負擔了。
◎既然集中營的大門口都寫著“勞動創造自由”，那麽這裏一定是懲惡揚善，治病救人的地方吧
在這個基礎上，納粹黨衛軍和蓋世太保得到了普通德國人的廣泛主動配合，創造了一個秘密警察布下天羅地網的“神話”，很多老百姓會主動給蓋世太保提供情報，揭發自己的鄰居是猶太人，或者自己的鄰居做出了一些反對納粹的舉動。
這其中，婦女和小孩子占了相當的比例。
納粹告密製度的運行
不過，德國老百姓告密，其實也不是表麵上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什麽為了德意誌，為了元首，為了最終勝利，諸如此類。
但是，仔細閱讀檔案的話，很明顯這些告密者大多帶有各種不同瑣屑的私人動機：物質利益、性愛的嫉妒或報複等等，很少是出於納粹所謂“公共社會政治義務”、種族主義的意識形態的信仰。檔案中所見的案例，大多是平庸的動機，無非就是出於貪婪和嫉妒。
比如，為了獨占一個本來公用的浴室、獲得一套被害者居住著的公寓、壟斷某種商品經營權、為了性愛陷害情敵等等。在一個案例中，一個丈夫為了跟猶太妻子離婚，與妹妹一起向蓋世太保告密，這位妻子最終被投入集中營，並死在那裏。
蓋世太保對告密是采取默許的態度，哪怕舉報人是在編造事實，也不會受到懲罰。
畢竟，德國人民的愛國熱情必須被保護，不然就沒人幫他們幹活了。這次告密錯了不要緊，隻要堅持檢舉揭發，時刻用一隻眼睛盯著納粹可能的敵人，那就是德國的模範公民啦。
◎1945年的蓋世太保便衣
既然蓋世太保都這態度了，德國人就不再猶豫。像猶太人、吉卜塞人，這是劣等民族，必須清除，發現一個就要揭發一個。
此外，不聽話的基督徒、同性戀，他們傷風敗俗，玷汙了純潔的日耳曼精神，也得被揭發。至於收聽敵台、傳播“謠言”、動搖民心的內部敵人，那更是得嚴肅對待。
1939年二戰爆發以後，納粹大肆宣揚德國的敵人遍布全世界，既然如此，這些境外勢力隨時可能滲透進來，要時刻繃緊鬥爭的這根弦。家庭成員之間、鄰裏、同事或親友之間私下的言行，都可能被檢舉揭發上去。
其中不少還是肆意誇大，甚至是無中生有的誣告，比如說鄰居早上跟他打招呼說“早上好”，而不是“希特勒萬歲”，很可能就要被檢舉揭發上去，有不少人莫名其妙地就惹上了大麻煩。
在戰爭期間，蓋世太保每天都要處理大量的案件，這其中最多的一種案件是收聽敵台案。收聽敵台案大部分都是出自普通德國人主動、積極寫信給警察，對身邊的親友、鄰裏或同事的告密。
根據戰後解密的資料分析，由蓋世太保自身掌握線索、偵破的這類案子，不到10%，剩下的全靠告密。而75%的這類案件告密者，動機不是出於告密者政治信仰。
蓋世太保把這些密告他人偷聽敵台的動機分成兩類：出於一時情感衝動和為了純粹利己目的，但是大多數人的動機是這兩種動機的混合物。告密隻是工具、手段，真正目的是為了獲得某種利益。
◎納粹嚴禁收聽外國電台，每家的收音機隻能是由國家指定的“收音機”
隨著戰爭的進行，納粹德國的這套告密製度走出德國，傳遍了德國的占領區。
1939年德軍占領波蘭後，波蘭人或德國人隻是因為相互發生性關係就被作為“種族汙染”，犯事兒的要被公開處決。即使如此，告密者仍然沒有絲毫躊躇，甚至擴大了打擊範圍，不但禁止德國和波蘭的男男女女發生關係，德國人和波蘭人哪怕談話聊天，都會被當作不正常的事情給報告上去。
直到1945年春，納粹戰敗前夕，波蘭眼看要“解放”了，這裏的告密風氣依然盛行。
在德國和德國占領區，告密製度隨著戰爭的進行愈發完善，任何試圖“顛覆納粹德國”的言論和行為，都逃不過告密人的火眼金睛。
1942年，慕尼黑大學的幾個學生和教授組建了一個叫“白玫瑰”的組織，在1942年6月至1943年2月間，他們印製並發散了6份傳單，在其中，他們號召德國人民一起共同對抗納粹的專製和暴政。
白玫瑰廣泛引用聖經、亞裏士多德、歌德、席勒的言論。他們訴諸那些德國知識分子，相信他們能喚起大家發自內心的反對納粹政權，在愛國民眾眼裏，這是典型的公知行為。
◎慕尼黑大學紀念白玫瑰運動的地麵雕塑
看看傳單上寫的什麽吧。
“國家從來就不是目的，唯有當他成為讓人類實現目標的條件時，他才具有重要性。人類的目標不外是提升個人的力量來促成進步。如果有任何國家體製阻撓個人內在力量的發揮、妨礙思想的進步，即使她的思慮再細密、結構再完備，她還是有害而無用的。”
“難道不是每個正直的德國人這些日子以來都對他們的政府感到羞愧？我們之中，誰能想像當麵紗從我們臉上滑落，而那些可怕程度遠超出過去任何人所犯下的罪行被揭露於世時，我們及我們的後代將會感受到多大的羞恥？”
在元首領導的納粹德國，這樣的言論簡直就是大毒草。這些傳單警告大家，希特勒將會把德國帶入萬惡的深淵之中，隨著聯軍力量的集結，德國無疑的將會戰敗。他們敦促看到這些傳單的人“支持反抗運動”，為了“言論自由、信仰自由、以及保護個人免於受到罪惡的獨裁國家之獨裁行為所迫害”而奮鬥！而這些原則將會成為“新歐洲的基礎”。
在慕尼黑大學，白玫瑰散發了六次傳單，前幾次竟然都安然無恙，大學裏這些知識分子的覺悟太低。在他們第六次散發傳單時，校園管理人雅各布·施密特看到了這一幕並很快告密。
於是警察便來到了校園之中將白玫瑰的核心成員帶走，並且交由蓋世太保拘留——最終，白玫瑰核心成員朔爾兄妹被判處死刑，並用斷頭台執行——比起720事件之後掛在肉鉤子鋼琴弦上慢慢吊死的軍官們，這種死法算是相當仁慈了。
◎德國戰後發行的郵票，紀念白玫瑰運動的核心人物，朔爾兄妹
1944年秋天，戰局對納粹德國越來越不利，一些德國老百姓開始懷疑起戰爭的前景。
這個時候，納粹黨開始變本加厲地鼓勵民間告密，並對告密者施加越來越嚴格的處罰。納粹禁止公開談論、批評戰局的惡化，這樣做人都要付出沉重代價，不少因被人告密“偷聽敵台”，或者做了一些打擊德國士氣的事情，而被判處死刑，他們屍體被掛在路燈杆上，以儆效尤。
這個時候，德國人其實是知道告密的後果，但這一切都沒能阻擋告密在戰爭的最後時期愈演愈烈。這樣的風氣甚至蔓延到了德國軍隊裏。在戰爭的最後一年，有三萬到四萬國防軍官兵，可能僅僅就是抱怨了幾句，結果被戰友或親友告密，因此被處以極刑。
◎戰爭到了最後關頭，老弱病殘齊上戰場，敢有不去的，或者散布失敗言論的，被告密者逮到，基本要格殺勿論
直到1945年春，納粹德國在各條戰線上土崩瓦解，希特勒自殺，柏林陷落，德國無條件投降，這個時候，告密大軍才跟納粹德國一起，被掃進了曆史的垃圾堆。
也就是說，如果沒有盟軍滅掉納粹，納粹黨還會依賴告密者，一直將自己的統治持續下去，想想就可怕。
告密者有罪麽？
德國戰敗之後，對納粹時期所作所為的反思也成了德國老百姓必須做的事情。這其中，一樁關於告密者的審判，很典型地反映了戰後德國人對告密的態度。
這個案子發生在1944年，一個德國士兵奉命出差執行任務，回家短暫探親。有一天，他私下裏向他妻子說了一些話，透露了他對納粹當權者的不滿。但是他根本不知道，在他長期離家服兵役期間，他的妻子早就有相好的，給他戴了綠帽子，正愁怎麽甩掉他，於是趕緊把他的言論報告給了當地的納粹黨頭目。
結果，她丈夫遭到了軍事特別法庭的審訊，被判處死刑。不過，因為部隊缺人，那位倒黴蛋最終被發配到前線，而且活到了戰爭結束。
納粹完蛋之後，那個丈夫對自己的遭遇耿耿於懷，刨根問底，就牽出來了這樁舊事，他過去的妻子因為告密而被送上法庭。這就是著名的“告密者案件”。
在法庭上，妻子給自己辯護的理由充足，按她的意思，根據當時有效的法律，談論納粹領導人已經構成犯罪。因此，當她告發丈夫時，僅僅是履行“一個愛國群眾的自覺”，讓一個罪犯受到懲罰，並沒有違法犯罪。
這件事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的轟動。而最終，德國法院援引了“良知”和
“正義”的觀念，認為“妻子告密導致丈夫的自由被剝奪，這是有罪的。”
稍微解釋一下，雖然妻子聲稱，自己向納粹德國告密，完全合法，但是，納粹德國的法律“違背所有正常人的健全良知和正義觀念。”因此本來就應該是無效的法律，法院不應該適用這樣的法律。
這其實牽涉到一個特別嚴肅的問題，那就是“惡法該不該遵守”，法院的這個判決，意味著法律之上有道德準則。
後來的許多案件也都采用了這種推理方式，在這些案件中，法院明確宣布，“完全否認人格價值和尊嚴的法律是無效的。”從這個判決就能看出來，德國人深刻的戰爭反思，他們把納粹上升到了反人類的高度，自然，納粹的法律也是反人類的惡法了，誰要是無腦遵守，誰就不是人。
拋開法院判決的思考和影響不談，人們也應該能看到，告密無論如何不能被鼓勵。如果一個社會跟納粹德國一樣鼓勵告密，它會帶來公民道德水平的直線下降，而這樣有缺陷的道德，可能經過幾代人都未必能修複。
◎“靈魂沒有義肢”
電影《聞香識女人》當中有一段非常經典的台詞，每次討論告密的時候，它也經常被拿出來——“我不知道現在查理的沉默是對或錯。我不是法官或陪審團。但是我能告訴你這個：他不會為了他的將來而出賣任何人！朋友們，這就是氣節！這就是勇氣！”
從這個意義上講，告密真的是一種非常卑劣的行為，不管出於什麽動機，隻要去告密，那這就是混蛋，活該被鄙視。而當一個社會，在默許，甚至鼓勵告密的時候，不管它叫什麽名字，它其實可能甚至連納粹德國都不如。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道德是什麽？我愛國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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