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月刊》：解構美國保守派黑人大法官托馬斯

大法官克拉倫斯·托馬斯

《大西洋月刊》丨解構美國保守派黑人大法官托馬斯

作者：邁克爾·奧唐奈（Michael O’Donnell）

編譯：孫競超

法意導言

隨著美國總統特朗普將戈薩奇和卡瓦諾兩名保守派大法官送入最高法院，保守派在由羅伯茨首席大法官擔綱的法院內逐漸確立起了自己的優勢。即便如此，保守派法官之間也並非總是立場一致，美國曆史上的第二位黑人最高法院大法官克拉倫斯·托馬斯（Clarence
Thomas）就是其中最為特立獨行的一個，他就常常因為自己的反動法律哲學（reactionary legal
philosophy）立場和絕不妥協的強硬態度而成為孤獨的異議者。在審判過程中，托馬斯大法官常常不苟言笑，不置一詞，讓人們摸不清他的想法，在同事和法院以外的人們看來，這位法官儼然就是一道令人費解的謎題。本文是邁克爾·奧唐奈（Michael
O’Donnell）發表在《大西洋》（The Atlantic）九月刊上的書評，文章以科瑞·羅賓（Corey
Robin）的傳記《謎：克拉倫斯·托馬斯》為主線，兼及托馬斯大法官的自傳及其他傳記作品，為讀者呈現了這位備受爭議的保守派大法官的形象，其間也不乏奧唐奈這位“解謎者”對於大法官本人是非功過的批判性思考。奧唐奈是芝加哥地區的一名律師，曾在《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和《國家雜誌》等刊物發表過文章。

克拉倫斯·托馬斯和布雷特·卡瓦諾

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一、謎：“人人都愛的托馬斯”vs.“一個難以理解的人”

書評開篇，奧唐奈就為讀者揭示了托馬斯大法官不為公眾所知且著實出乎意料的一麵——在與法院同事們的日常交往中，他是“人人都愛的托馬斯”。與毫不妥協的公眾形象和在庭審中近乎靜默的表現大相徑庭，托馬斯為“樸實無華的大理石門廳”增添了許多歡樂。與他的多數同事不同，托馬斯總是能記住每一個人的名字，無論這個人是守門人還是其他法官的助理；無論是工作還是看球賽或賽車，他總能交到牢靠的朋友，並樂於邀請人們去他的辦公室暢聊，而且一聊就是幾個小時；他的歡聲笑語經常充盈著法院的走廊；他也會在庭審過程中遞出一些看上去“傻乎乎”的便條——奧唐奈引用法律分析家傑弗裏·圖賓（Jeffrey
Toobin）在2007年寫下的話，稱托馬斯大法官有著“溢於言表的好脾氣”，“人人都愛”。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活潑的大法官，同時也成了擺在眾人麵前的一個“謎”，
“這份活潑表明，讀懂這個將法官作為職業的人就像是在研究野獸派藝術”。在奧唐奈看來，這位當前法院偏保守法官中最為保守的大法官，想把所有美國人帶回到上世紀三十年代——那顯然不可能；在書寫司法意見時，這位法官一改平時的一團和氣，“不願妥協，常常無法吸引哪怕是一個同事投自己一票”，隻能自己為自己撰寫一份異議或協同意見；他也曾經曆在奧唐奈看來是“任何現代美國公仆所經曆的最為煎熬的確認鬥爭”，因其特殊的族裔背景和社交經曆，這場鬥爭注定是一場“將種族、性和權力置於國家聚光燈下的嚴峻考驗”。盡管托馬斯最終“渡劫成功”，但阿妮塔·希爾（Anita
Hill）對其提出的性騷擾指控不僅差點毀了這位法官的名譽，也給他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陰影，托馬斯對此事耿耿於懷，在2007年撰寫的回憶錄《我外公養大的兒子》（My
Grandfather’s
Son）裏，他仍將自己的許多敵手稱為“惺惺作態的狂熱分子”“道貌岸然的白人”，並稱希爾女士為“我最叛逆的對手”。

至此，我們看到了一個頗為分裂的托馬斯大法官形象：複仇政治、仇敵清單與和藹可親並存。作為美國最高法院曆史上的第二位非裔大法官，很多人將托馬斯視作瑟古德·馬歇爾（Thurgood
Marshall）大法官的當然接班人，然而托馬斯偏偏不走尋常路，反對絕大多數防止歧視或幫助少數族裔的政策，他不喜歡族裔融合的想法，甚至似乎也反對廢除種族隔離，還可能主張對犯罪分子實施嚴刑峻法。奧唐奈將其描述為“克拉倫斯·托馬斯的矛盾”，法官本人則成了“一個難以理解的人”（a
baffling
figure）。在他看來，托馬斯最為匪夷所思之處乃是他的“抽象”，他的極端原旨主義立場要求嚴格按照1789年製憲者們所做的那樣解釋憲法。——對此，奧唐奈坦承自己很難換位思考，著實想不通，為什麽在製憲者們將奴隸製寫進憲法的情況下，一個黑人還會作此主張？

二、解謎：緣何反動又保守

奧唐奈心中有一個關於托馬斯法律哲學的“謎”，而政治科學家科瑞·羅賓的新書《謎：克拉倫斯·托馬斯》（The
Enigma of Clarence Thomas）則成了他解謎的錦囊。

圖為《謎：克拉倫斯·托馬斯》封麵

圖片來源：亞馬遜

奧唐奈首先拋出了羅賓的判斷：托馬斯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產生的對於黑人民族主義的沉浸感深刻地塑造了他的保守主義立場。從這一源頭出發，羅賓揭示了托馬斯的“日程表”——堅信自我成就的力量，秉持分離主義態度，希望廣大黑人能夠不依靠白人而獲得成就，進而實現布克·華盛頓（Booker
T.
Washington）傳統之下的自決。正因如此，他拒絕承認那些旨在幫助黑人的法律和項目，將白人家長主義和隨之而來的羞辱視為黑人進步路上的最大阻礙，主張“最好的前路乃是從頭來過，而不是笨拙彌補”。托馬斯自認為找到了一條比自由派大法官們更好的“幫助我的人民”的方法，並因此強力回擊了白人評論員對他為黑人進步事業服務的質疑。正因為認識到了托馬斯的這種行為邏輯，奧唐奈評論認為羅賓在傳記中對於托馬斯大法官的認識可能有些誇張，略失偏頗——羅賓認為托馬斯甚至能從臭名昭著的吉姆·克勞法中讀出些許價值，進而將托馬斯本人描述為一位可能支持奴隸製的法官，而在奧唐奈看來，至少從2003年“弗吉尼亞訴布萊克案”（Virginia
v. Black）的獨立異議意見中可以看出，托馬斯隻是在為黑人謀求一條比自由派正統觀念更好的出路，除此無他。

奧唐奈公允地認為，羅賓並不是要冒犯托馬斯，而是希望通過揭示某些令人不安的真相，幫助我們更加接近托馬斯帶來謎題的答案。而羅賓在書中描繪了這位法律人的世界觀，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理解其看似充滿矛盾的司法哲學的心理視角。在羅賓看來，托馬斯的極端原旨主義立場使其必然要麵對奴隸製與法律的協調問題。羅賓指出，托馬斯的內心中存有一個“關於支配的故事”，這與大法官個人的成長經曆密切相關。托馬斯有一位嚴格而固執的外祖父邁爾斯·安德森（Myers
Anderson），這位老人靠經營一家不太大的加油站維持著一種中產生活。外祖父的嚴苛幾乎體現在托馬斯生活的方方麵麵——他不允許托馬斯在砍甘蔗或幫忙屠宰家畜時佩戴工作手套，也從不為自己的孩子們祈禱或者表達愛意，以致托馬斯在回憶錄中寫道，“他害怕寵愛帶來的惡果，因此總是確保我們忙得忘了遭罪這回事。在他出現的地方，沒有嬉戲，沒有玩樂，鮮有歡笑。”托馬斯曾就讀於神學院，但因為天主教無視種族主義而中途退學，外祖父卻在那時將他趕出家門，“拒絕接受任何失敗的理由”。兩人的關係在數年之中僵持不下，外祖父甚至拒絕出席托馬斯的畢業典禮和婚禮。但就在其他人認為托馬斯不可能原諒外祖父的所作所為時，他卻全盤接受了外祖父的世界觀，將安德森稱為“我所知的最偉大的人”，而從托馬斯在最高法院的表現可知，長大後的大法官真的就“成了他的外祖父”——在羅賓和奧唐奈看來，托馬斯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中長大，他拒絕對無業遊民寬大處理，不對犯罪者大發慈悲，甚至反對融合政策便絲毫不足為奇了。

卡瓦諾時代的第一起墮胎案件被含糊地處理了

圖片來源：Mandel Ngan/AFP/Getty Images

三、孤獨的憲法清道夫：種族問題與性別歧視

在羅賓看來，托馬斯並沒有像他的同事們那樣，認為美國憲法是一部“色盲憲法”，但也憑借自己獨到的司法哲學另辟一條認識種族問題的思路，最終與同事們在推動族裔平等問題上實現了殊途同歸。在此意義上，托馬斯不啻為一位偉大的大法官。

羅賓認為，托馬斯對於美國非裔共同體懷有一種嚴肅而又異想天開的看法，即認為在一個不受政府控製的自由市場中，像祖父安德森這樣的優秀黑人能夠自力更生，而如果安德森能夠在沒有吉姆·克勞法的市場中取得成功，其他人也一樣可以。羅賓將托馬斯的這種想法稱為“童話故事”（a
fairy
tale），頗為揶揄地認為托馬斯的想法恰恰印證了包括資本主義在內的所有浪漫思想是如何發揮作用的：一個灰姑娘會被選為王妃，一個特定的人能夠取得成功，然後人人可以效仿。

即使是托馬斯大法官忠實的擁躉者也承認，上述認識深深地影響了他的司法哲學，使其成為最高法院裏最為孤獨的憲法清道夫。誠如記者和曆史學家麥隆·瑪格內特（Myron
Magnet）在《克拉倫斯·托馬斯與遺失的憲法》（Clarence
Thomas and the Lost
Constitution）中所說，托馬斯大法官最好的司法意見全部都是異議或協同意見，在政治敏感的案件中，他總能找到一個發表自己極端保守思想的機會。而稱其為孤獨的清道夫，是因為與其他大法官相比，托馬斯常常因為不尊重先例被同事們孤立。奧唐奈認為，托馬斯“從頭來過”的觀念再次發揮了作用，他情願徹底放棄陳舊的判例法條條框框，“一切從新來過”（start
fresh）。在奧唐奈看來，這樣的做法反映出大法官司法哲學中一種近乎自我毀滅程度的反實用主義——畢竟遵循先例才是構建美國法律製度的奠基性原則，為國家提供了穩定性和秩序，也構成了法官身穿法袍維護正義的生存之道。

圖為《克拉倫斯·托馬斯與遺失的憲法》封麵

圖片來源：亞馬遜

此外，在性別歧視問題上，托馬斯再一次與自己的同事們站在了對立麵上——在奧唐奈看來，大法官既立誌重塑建國一代對於憲法的創見，同時也繼承了那一代人的“憲法原罪”，奴隸製如是，性別歧視亦如是。在剛剛過去的春季審判季裏，托馬斯因為在“博克斯訴計劃生育聯合會案”（Box
v. Planned
Parenthood）中將尋求墮胎的婦女稱為“母親”（mother）而激怒了金斯伯格大法官，又一次成了為自己寫作的孤獨者。

奧唐奈指出，回顧托馬斯的職業生涯和與外祖父共同生活的經曆，這位大法官有著長期歧視婦女的記錄，用羅賓的話來說，在大法官的世界觀裏，“同被男人養大相比，由女人養大的孩子簡直就是災難”，而族裔進步事業的關鍵有賴於“挽救黑人男性的力量”。

托馬斯對於婦女的蔑視態度成了他職業生涯的汙點，也是所有作家在為他著書立說時無法回避的問題，而隨著近期卡瓦諾法官確認調查的開展和“#MeToo”運動的發展，托馬斯大法官的這一段不光彩記錄再次被人們從故紙堆裏翻了出來。對此，羅賓在書中僅用了三頁紙的篇幅一筆帶過，但我們也能從其揭示的細節中判斷托馬斯的“成敗”。奧唐奈認為，在羅賓和其他的調查記者看來，有大量證據可以證明托馬斯在麵對司法委員會調查時說了謊，“這絕對是真的，而且一再有新的證據出現”，例如，艾布拉姆森（Abramson）與簡·邁耶（Jane
Mayer）就在他們1994年出版的《陌生的法官：出賣克拉倫斯·托馬斯》（Strange
Justice： The
Selling of Clarence
Thomas）一書中認為，托馬斯對於希爾的所作所為乃是一種行為模式，盡管他在麵向參議院時否認自己沉迷於淫穢文學作品，但他的朋友們都知道他喜歡講葷段子，並且在希爾通過了測謊測試的情況下，托馬斯拒絕接受測試，不能說他沒有心虛之處。

圖為《陌生的法官：出賣克拉倫斯·托馬斯》中的相關人物安妮塔·希爾

圖片來源：紐約時報

讀罷羅賓撰寫的傳記，奧唐奈最終將托馬斯定格為一位毀譽參半的大法官，“當提及種族問題時，托馬斯的想法值得認真聆聽，然而當涉及性問題時，他便沒法贏得如此尊重，反倒因為行為不端和欺騙而跌下神壇”。因其在性別歧視問題上背負的“原罪”，奧唐奈無法對托馬斯釋懷，甚至認為托馬斯在種族問題上之“功”無法抵消他在性別歧視問題上之“過”，“他對種族問題的態度或許是個‘謎’，但他在性別歧視這一美國原罪上，簡直大錯特錯”。在奧唐奈看來，幾百萬美國婦女在嶄新的世紀理應得到更多，而能力越大責任便越大，對於托馬斯來說，他在這一問題上責無旁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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