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武漢到上海 中國抗疫的製度優勢是什麽？

“這大概是和平時期一個城市能夠遭遇的最大悲劇，堪比處在二戰封鎖下的列寧格勒或者今天戰火中的馬裏烏波爾。”
——政治評論人凱波認為，目前來看，動態清零政策不僅無法防範病毒擴散，而且無限放大了封城-凍結模式的成本，直至上海的危機化，必然導致清零政策的破產。https://t.co/rBJ21vR08t

— DW 中文- 德國之聲 (@dw_chinese)
April 15, 2022

從武漢到上海，中國的新冠疫情已經持續了將近兩年半。隨著新冠病毒的演化到Omicron，傳染性雖強但毒性減弱、鮮有重症，形同疫苗一般在繼續擴散的同時卻降低了日增感染率，國際社會因此紛紛放開管製，社會生活趨向正常。

但是在中國，“堅持動態清零”的防疫政策沒有發生絲毫變化，反而變本加厲，帶來巨大的社會代價，封城中的上海人民正在經曆1949年以來前所未有的苦難。人們每天都能從社交媒體上發現新的悲劇：在這個最早進入老齡化的都市，每天都有數十萬老年病人得不到從腎透析到日常護理的救治，甚至有老人餓斃家中的消息傳出；穿著白色隔離服的防疫人員接管了城市，在街道上打死寵物狗，也闖入到私宅中強行隔離感染者；在匆匆建成的所謂“方艙”集中營裏，超過十三萬的“無症狀感染者”被強製隔離，被迫忍受著與家人的分離和方艙生活的混亂。

這大概是和平時期一個城市能夠遭遇的最大悲劇，堪比處在二戰封鎖下的列寧格勒或者今天戰火中的馬裏烏波爾。但這隻是上海一地的慘狀，稍早封城的東北城市、還有雲南瑞麗、河北邯鄲等地的情形都如陷在信息黑洞之中，偶有居民上吊家中或者跳樓自殺的慘象傳出，在在提醒世界，從武漢到上海，中國當局宣傳的“動態清零”防疫政策是連續的、常態化、和全國性的。

如果隻是從阻斷新冠疫情初期的較強致死率毒株向全國傳播的角度來衡量，作為疫情爆發之初封城-凍結的武漢模式的複製，在新冠疫情的初期或許是有效的。它所倚重的製度優勢在於從上而下層級化的行政資源動員能力，而且可能動員所有市場與社會資源，即“新舉國體製”。在2020年2月疫情失控後，習近平親自指揮、親自部署，召開十七萬人規模的縣級以上幹部電話會議，舉國動員，貫徹嚴格的“清零”政策。

“隻唯上，表效忠”

而所謂清零，就是不斷篩查感染者，無論有無症狀，均以強製手段投入隔離方艙，追求所謂“社會麵清零”，並美其名曰“動態清零”。這不過是將病毒視為恐怖主義，將感染者視為恐怖主義分子，將新疆的集中營模式擴展到防疫當中；精神上，則將執政黨七十餘年的“偉大鬥爭”傳統發揚光大，搞文革式的“全麵內戰”；而具體實施則依賴警察和宣傳兩種暴力機器體製，代替公共醫療體係，也拒絕從國外引進更先進的疫苗和藥物。而地方政府的執行，隻唯上，表效忠，充滿任意性，往往跳過法律程序任意限製公民的人身自由。

另一方麵，地域化的清零措施動輒上升為封城，也就是未經宣布的戒嚴，以撲滅森林大火的方式對待新冠病毒傳播，試圖在城市外圍劃出防火帶。這種封城-圍城的做法，形同將整個城市或者地理區域視作隔離區，物理上或許能夠通過嚴格的管製斷絕病毒的擴散，但也暴露出“動態清零”政策的政治目的：中國政府最關心的是病毒擴散的連鎖反應——擴散性的醫療係統崩潰，最終可能將疫情轉為大範圍的民眾不滿，而變成一場政治危機。

習近平的”戰爭“

換言之，政治安全的考量壓倒一切，這是北京製定防疫政策的根本，也是她不惜一切動員“舉國體製”的製度優勢的前提，而不惜巨大社會代價，包括經濟、民生和不可計量的次生災害。尤其對習近平來說，這場抗疫如同他“一個人的戰爭”，與普京對烏克蘭發動的“一個人的戰爭”並無多大差別，都是借機考驗官僚效忠和體製效率、提早促成一個非常體製的機會。對普京來說，一場閃電戰的成功可以鞏固他在2024年大選的優勢，對習來說，“動態清零”就是“二十大體製”的熱身。

其結果，中國政府以防止醫療係統崩潰的名義實行無差別的隔離政策，卻造成封城所在地的醫療崩潰；以清零名義普查核酸，卻造成大規模聚集性感染；以自研滅活疫苗為主試圖展示製度優勢，卻耽誤進口、普及高效疫苗的寶貴時間，喪失政策調整的窗口期。

雖然，從病毒演化的長時段來看，隨著病毒毒性降低、傳染性增強、逐漸迭代為近似流感的普通毒株，這種動態清零政策不僅無法防範病毒的擴散，而且無限放大了封城-凍結模式的社會成本，直至上海的危機化，必然導致“動態清零”政策的破產；但是，與此同時，這些全國範圍的隔離與封城、與鄰為壑的封建主義防疫措施，卻從下而上地固化了“動態清零”政策的堅持，從而可能導向清零“永久化”，也就是二十大體製的演習和固化。

從這個意義上，中國的統治集團完全有理由不斷讚美防疫的勝利，而不是宣告疫情的結束。他們可能繼續“毫不動搖地”堅持清零政策，不僅“挾新冠以令諸侯”，繼續消弱專業官僚的權力、剝奪公眾的權利，號召國民進行一場“苦難行軍”，還可以肆無忌憚地將新冠疫情的苦難歸諸某些“敵對勢力”、“不法階級”，為清零政策的最終破產尋找替罪羊。

如同烏克蘭戰爭進行一個多月之後，雖然在巨大壓力下，中國的外交政策出現微調，但是宣傳機器仍然開足馬力造謠蠱惑、歪曲真相。他們明白，普京的政權存續和合法性關乎中國的威權政權。同樣，上海人民的苦難，某種程度上不亞於布查的人道主義主義災難。隻是，發動戰爭的政治主體，更願意將一場失敗的閃電戰轉為一場持久戰，而不是相反。對中國的統治者而言，他們所有的製度優勢雖然是那麽虛無，但唯一聊以自慰的就是他們的統治本身，哪管身後洪水滔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