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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搜之外,那些發不出聲音的封控城市

吉林撫鬆縣長鬆村的邊境防疫點

有讀者跟我說:”
其實我一直在等你寫寫我們吉林,很失望,到現在也沒能等到。並不是隻有上海人在受苦,我們這種小地方甚至更慘烈,隻是外麵不知道。吉林全省人口跟上海差不多,但發不出聲音,在網上甚至都求不到一個熱搜。我們也是人,為什麽就隻能默默忍受,自生自滅?”

確實,我們無法回避這樣的質問:” 那些想發出聲音而不能,發了聲音也無用的人,他們不無辜嗎?”

相信我,我也一直在關注吉林疫情,隻是在當地的信息來源太少(隻有兩位朋友不時和我談起一點),有用的公開報道甚至更少,缺乏諸多可靠的細節,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我也寫不出什麽花來。

吉林這一輪疫情來勢凶猛,3 月 12
日起宣布封省,有的小縣城哪怕在此後一個月間從未有過病例,但依舊封城,社會生活全部停擺。然而,在網上幾乎看不到從這些地方傳出的消息,那仿佛是個輿論場上的黑洞。

鬆原貨車司機之死的視頻截圖

偶爾有少數驚人的事件爆出,才會打破這一沉默的幕牆。3 月 31
日,網上一段視頻稱,吉林省鬆原市王宓服務區因高速封閉,一名貨車司機疑似被困車上 20
多天沒吃東西,最終猝死在車裏。這一悲慘而離奇的死亡一度引發了公眾關注,但沒看到事件內情的後續報道,也就很快在嘈雜的網絡上消失了。

4 月 9 日,網傳長春蓉橋壹號住戶居民王某在業主群裏號召進行 ” 敲盆行動
“,但她隨即等來的不是物資,而是被治安拘留七天並被處以 300 元罰款,理由是 ” 在政府保障生活物資的情況下 “,”
意圖向政府施壓,性質惡劣影響嚴重 “。

這次上海有許多錄音傳出,無論是市民打給疾控中心專家的、向居委會投訴的,還是跟防疫人員對話的,但一位東北朋友和我說:”
吉林被封了那麽久,你有看到什麽錄音嗎?沒有,別說是你,連我都沒看到。”

沉默也有可能是在呐喊。人心都是肉長的,人們不是沒有苦處,但說不出來,或者說出來就被迅速阻止了,又或者,他們根本就不會去打那樣的電話,因為根據對本地情況的了解,他們明智地意識到,就算打了也沒用。

在當地宣布 ” 社會麵清零 ” 前夕,有一位長春的朋友跟我說,目睹周圍人的困苦,他很抑鬱:”
吉林的疫情要比報道中能看到的嚴重得多了,身在其中,憤之、潰之、愧之。這次吉林的疫情,對比過去,看現在、想未來,似乎沒有改變的可能。”

銀川的防疫消殺

吉林人的處境,是疫情之下很多地方人們處境的縮影——相比起上海,恐怕更有代表性。他們共同的特點,就是平日裏很少站在舞台中央的聚光燈下,甚至哪怕深受苦難,仍然沒能得到這樣的機會,發出自己的聲音。

這種狀況有多嚴重,從一個細節就可見一斑:聽說有些省會城市的醫院裏,現在醫生甚至都覺得閑死了,因為底下縣市在大麵積封城之後,老百姓都去不了省城看病了。就算能進省城,搞不好出去了回不來,到時沒人敢接收,那可就進退兩難了。可想而知,那些地方也遭遇了就醫難,隻是人們都默默自己消化了。

直到前幾天,第一財經的一篇《四線小城市的奧密克戎阻擊戰》,才讓包括我在內的不少人得知,安徽淮南市其實從 3 月 28
日起也對所有小區實施封閉式管理了——跟上海浦東同一天。那些夾在市區和鄉下這兩端之間的縣城居民承受著最大的心理壓力,但連當地人,看來也不知道麵對這樣的隔離能怎麽辦。

在 ” 外防輸入 ” 的方針之下,最苦的是那些邊貿城市。黑龍江綏芬河已封城 60
天了,悄無聲息。隻是前一陣的一個不幸事件才讓人順便關注到一眼:4 月 4 日,自媒體 ” 喀秋莎來信 ”
爆出,雞東縣人民醫院外科醫生時軍,因為接診了一名來自綏芬河的患者(此人冒用其母的核酸陰性報告蒙混過關),導致本縣疫情擴散,事後他作為直接負責人,屈辱地戴著手銬腳鐐在醫院做體檢,不堪受辱,用牙刷挑斷自己股動脈自殺。

還有廣西東興,這座與越南一河之隔的小城曾因邊貿而繁榮,但現在眼看著人走城空。幾天前,網上有人呼救:”
我們廣西東興市是被遺忘了嗎?經曆兩次疫情,這一次疫情已經 40
多天過去了,還有新增,我心態崩了。不能複工複學複產,每天呆在家中,分不清今天是星期幾。……
外麵真的有人知道我們這個城市嗎?知道我們被封了這麽久嗎?”

不過若要比慘,可能雲南瑞麗才是真的慘:在緬甸疫情爆發後,為了守住國門防線,瑞麗在過去一年裏經曆了多達
9 次封城,城區被封合計長達驚人的 160
天!沿邊村寨每個村口都設置了卡點嚴禁出入,許多村民已有將近一年沒出門了。他們咬緊牙關,至今沒一例外溢出省,但居民們呆在家裏已做了幾百次核酸,仍然動彈不得。

瑞麗城區居民封城時間記錄

(圖源:丁香園)

人們為什麽難以發出聲音?很多人都說,那是因為他們忍受力更強、又沒有什麽渠道可以發聲,說了也沒人聽見,但我想這並不是全部原因。

我發現,很多人都會說:” 我們小地方沒辦法。” 這種 ” 忍受力 ”
的背後,是一種宿命論的態度:如果有辦法,我也不想,但現在沒辦法,隻能接受。E.P. 湯普森在《共有的習慣》中說,1866
年孟加拉饑荒期間沒有騷動,那時 ” 許多農村家庭裏的人慢慢地餓死,沒有發出一聲怨言或作出怨恨的跡象
“。這種宿命論的態度有時被誤認為是淡漠或順從,但其實是因為人們覺得自己別無選擇。

他就此一針見血地指出:” 當然,饑餓的騷動者是饑餓的,但饑餓並不命令他們必須騷動,它也不決定騷動的形式。”

我們當下所見也正是如此,有些人甚至美化了這種吃苦能力,挖苦我:”
你們上海人有什麽好叫的?你們吃的苦多嗎?我們更苦,隻是不說而已。”

以往人們的普遍感覺似乎是:在一刀切層層加碼的防疫之下,小地方資源更少、措施更嚴酷,卻更難讓人解決自己的問題、傾聽自己的苦處;然而這一次,很多人發現,類似的情景竟然也出現在了上海,他們因此感慨:”
上海畢竟也在中國。”

這種 ” 都一樣 ” 的感覺或許能給無力者一點寬慰,因為當你發現所有人都 ” 平等地受苦 ”
時,多少會覺得自己當下的處境不那麽難以忍受了,有的人甚至很開心,這是一種非常特殊的怨恨:” 讓你也嚐嚐我嚐過的滋味。”

即便如此,很多人的關注點仍然並不是受苦本身,而是赫然發現,上海人哪怕封城受苦了,得到的關注仍然多得多。網上有不少圖都在譏諷這種不平等:上海人並不見得是最苦,隻是叫得最響,結果得到了不相稱的關注。

然而,所有人都一起平等地忍受,其實並不能讓事情變得更好。此時此刻,最重要的是要意識到:我們每個人都不應受這樣的苦,而要推動改變,就必須盡可能地發聲。

為什麽中國取消了農業稅?因為負擔太重,把農民逼急了。然而,有研究表明,負擔最重的那些地區,農民常常很順從地就交了,抗爭最激烈的是浙江農民,他們要求換取公共服務,沒服務就欠繳農業稅。實際上,浙江農民的處境不說是全國最好的,至少也在前茅,而他們迫使基層政府讓步的結果,是換取了更好的公共服務,這又更改善了他們自身的處境。

發聲的目的,不應該隻是訴說一下委屈,之後卻什麽也沒發生,又或者,隻是得到大家長更好的關愛,而應該是推動改變。也因此,這次有外地朋友和我說:”
我們發不出聲音,在我們這裏沒可能,謝謝上海人喊出來,還是要靠上海來推動改變。”

當然,這也不是光靠上海能做到的,這需要我們每個人的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