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雨後，黑雲壓城。馮芊芊站在全縣核酸檢測演習的現場，蜷縮在密不透風的防護服之下，口罩、護目鏡、手套、鞋套，所有一切嚴嚴實實地包裹住她一米五五、七十多斤的身軀——這讓她瀕臨窒息。
帳篷和物資是昨晚她和同事們幾乎熬了通宵搭建、布置好的。副縣長正在為此次演習發表講話，話筒時而發出高頻刺耳的雜音。按照計劃，一會兒會有安排好的附近居民排隊依次做核酸檢測，其中一位扮演“陽性確診病例”。在醫護人員“檢測”出來之後，旁邊的衛健委工作人員會火速上前處理這起“病例”——這是疫情蔓延到這座東南沿海縣城前的未雨綢繆，是居安思危的實戰演練。
所有人都嚴陣以待，但馮芊芊撐不住了。她對身旁的護士說自己可能馬上會暈倒，護士讓她再堅持一下，因為正在現場直播；她想摘下口罩來喘口氣，但攝像機一直對著她。她看到了自己所屬街道的領導，想用最後一絲力氣走過去問領導該怎麽辦，但下一秒，她眼前一黑暈了過去。她聽到驚呼聲在耳邊響起。
醒來的時候，她躺在一輛車裏。後來她得知，在她暈倒後，縣人民醫院院長把她抱到自己車裏，給她喝了藿香正氣水、量了血壓。二十四小時不間斷的工作，她終於在暈倒後得以喘息片刻。
不到25歲的馮芊芊，是這座縣城某社區的工作人員。她所在的轄區內有4棟公寓、8棟樓房、一棟寫字樓和一個大型商超。在網格化管理的今天，馮芊芊需要為轄區內的任何風吹草動負責。不管是垃圾桶倒了需要收拾，還是組織居民打疫苗、引導異地返鄉人員隔離，都屬於她的工作範疇。成為社區工作者三年多來，她沒有一個夜晚能放心地讓手機靜音，也幾乎從未擁有過完整的周末。
她的日常，就是中國433.8萬社區工作者的縮影。
一、“幾乎沒有人會感恩社區工作者”
4月13日
早上7點到 一早上在外麵撿垃圾 撿煙頭 拉電瓶車自行車；
中午社區吃飯 下午接待“創建文明城市”檢查組
寫××社區就《關於建立校外少工委的實施意見》和《少先隊青少年宮（活動中心）代表大會工作指引》意見
傍晚去××園處理一對夫妻居家隔離
晚上8:30返回社區準備大規模核酸檢測
4月14日
淩晨4點下班 早上6點上班 全民大規模核酸檢測 剪視頻發布視頻
——摘自馮芊芊的工作日誌
4月14日的全縣核酸檢測，讓馮芊芊記憶深刻。
4月初，因為一名初篩陽性的貨車司機，兩天前曾經在她所在縣城的高速服務區暫時停車休息，當晚，馮芊芊接到通知，需要立即排查兩天前下午1點以後，在高速服務站工作和旅居的所有人員——這意味著，她和同事需要給自己轄區內的上萬戶居民挨個打電話，詳細詢問他們的行程軌跡。
但這樣的追蹤對於縣疫情防控工作而言依舊是不夠的。於是，在一周後，全縣居民進行了係統、徹底的核酸檢測，把可能的傳染源扼殺在萌芽狀態。
對馮芊芊來說，這又是一個鏖戰整宿的不眠之夜。第二天九點多，來核酸的居民得知她一夜未睡、還沒顧上吃早餐，忙跑回家給她拿來兩個大包子和一盒牛奶。她把這份早餐拍照發到了社交媒體上，附上了兩個愛心。
這是馮芊芊日常工作中少有的欣慰時刻。疫情發生以來，她所在的縣城僅在2020年初有過一例確診，但這兩年多，決策指令始終要求社區工作者對所在轄區“嚴防死守”，稍有差池就直接問責到樓棟網格員身上。“壓力真的特別大，我本來就挺瘦的，之前來社區的時候還有80多斤，現在隻有70多斤，因為沒時間吃、沒時間睡，一直在瘦瘦瘦。”
居民給馮芊芊送來的早餐
近日，上海某公眾號通報了一起浦東新區某社工“不服從組織安排，拒絕承擔工作任務，造成嚴重不良影響”而被開除的消息。這位社工的丈夫隨即在微博上發布了妻子是因為同事確診，自己作為密接人員隔離後還沒有進行核酸檢測，所以沒有按時到崗。這起事件在馮芊芊組建的全國社工群裏引發了激烈的討論，“大家都感覺基層真的挺無助的”。
之後，馮芊芊在那則通報下麵留言，“大部分社區工作人員都非常盡心盡責，大家都極其認真地對待疫情防控。如果這個人真的是這樣子消極懈怠的話，也不足以代表我們社工群體，不能把我們做過的工作全部抹殺掉。”
她等了許久，自己的留言也沒有被放出來。
馮芊芊覺得，社區工作者不僅很難得到領導們的理解和認可，和民眾打交道時，也常常遇到不那麽“聽話”的居民。這一點，在極端嚴格的疫情防控期體現得尤為明顯。
比如前段時間，馮芊芊所在社區有位理發師從外地返回，因為出發地有一例確診，按照縣裏的防疫政策，這位理發師需要居家隔離14天。但他無法理解的是，明明有兩位同事和他一起回來，他們兩個卻不需要隔離。馮芊芊和領導溝通後了解到，那兩個人所居住的小區執行的是市裏的防疫政策，而她所在轄區執行的是縣裏加碼過後的防疫政策。
“其實領導也覺得這樣‘一刀切’的政策很不人性化，但每個人都不敢擔責，隻好執行。”
雖然這個理發師按規定居家隔離了，但在一個深夜，馮芊芊接到居民舉報電話，說他晚上一個人偷偷跑了出去。
“我和同事趕緊去了他家，發現他果然不在家，就讓他老婆給他打電話。過了一會兒，這個人自己慢悠悠地回來了。”馮芊芊記得，理發師告訴她，自己實在憋不住了，就跑到附近的公園裏溜達溜達透透氣。馮芊芊安慰他，還剩最後兩三天，再堅持堅持，馬上就自由了。“其實他還算好說話的，有些人會罵哭你，一開口就口帶髒字那種。”
按照工作要求，馮芊芊經常需要在轄區內轉悠。基本每天都有人從外地回來，她要上門和他們溝通，讓他們簽署“居家觀察承諾書”，告知隔離注意事項，然後給門上裝門磁。門磁連著她的手機App，如果隔離人員開門，就會觸發瞬間讓人驚醒的報警聲。
更有效的監管來自於左鄰右舍。手機警報隻能告知社工們隔離人員的開門時間，但如果真的有人走出家門，總是逃不過周圍群眾的眼睛。按照規定，馮芊芊也要給每戶隔離家庭門口貼上“此戶有居家隔離人員，不要靠近”的封條，“周圍鄰居的眼睛就是監控”。
會有人在被貼門磁或封條的時候情緒激動，如果實在溝通不了，馮芊芊隻能求助於綜合執法人員，“他們有一定的震懾作用”。
由於社區工作者所隸屬的居民委員會是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沒有行政級別，社工們也不屬於公務員或事業單位員工，沒有編製，僅和社區簽訂勞動合同，有些甚至是和第三方派遣公司簽訂的勞動派遣合同。他們日常穿的衣服是醒目的紅馬甲，上麵沒有任何與“政府”有關的元素，通常隻印著“誌願者”“為人民服務”這幾個大字。在平時的新聞中，他們會被認為是“誌願者”或者被簡單地稱為“紅馬甲”。“所以群眾一般也隻會感恩誌願者，沒有人會想到社區工作者這個群體。”馮芊芊無奈地說。
二、“姐姐，等解封了我就去看你”
3月20日
整理台賬
寫文章《居家隔離不用慌，送菜上門有人幫！文昌未來社區人口家庭協會誌願者擔任“采購員”》
下午和袁××大喇叭在××園、××城、沿街店鋪巡查
在“文明××公眾號”發表《文明實踐助抗疫 | “采購員”架起“連心橋”，隔離病毒不隔愛！》
晚上加班整理李×文章
———摘自馮芊芊的工作日誌
馮芊芊會盡力滿足居家隔離人員所有的需求。她經常和同事抬著麵粉、油、蔬菜為隔離人員補充物資，她會幫他們取快遞、倒垃圾，甚至跑到小朋友的學校幫隔離在家的小朋友記錄作業、收拾課本。前兩天，有個隔離人員在很晚的時候給她打電話，讓她幫忙買包煙，她也照做了。她不想拒絕這些被關在家裏的居民的請求，“人心惶惶的，盡量他們有什麽需求我們都滿足吧。”
最讓她掛心的，是那些本身有基礎病但還是要被隔離的居民。曾經有個居民從杭州的醫院看病回來，按照縣城政策應該集中隔離，但因為他的身體狀況實在欠佳，馮芊芊為他申請到居家隔離，讓醫護人員每天上門來為他做核酸檢測。就在前一天，這個居民告訴馮芊芊，他要去杭州複診了，自己的病實在耽擱不了，馮芊芊馬上報告給領導，請求能夠讓他去杭州複查。“我隻是一個基層工作者，沒有執法權，也沒有那麽大的權力說讓你出來你就能出來，還是得向上麵打報告。”每到這時，馮芊芊會有一種深切的無助感，“但應該還是會讓他去的，會讓他去的。”她喃喃地重複道。
在東北某縣城做社區工作者的張雅婷，專門用一個本子來記錄小區封鎖後那些有基礎病或者家裏有急事不得不出門的居民。從3月29日中午縣城確診了第一例後馬上封鎖，到4月23號解封，張雅婷生活的小縣城停擺了二十多天。其間，居民足不出戶，張雅婷需要負責轄區內居民的日常生活正常運轉。
最開始，她讓這些患病的居民打120急救電話，因為隻有執法車輛和急救車輛可以自由出入小區。但縣城醫療資源有限，所有隔離在家的患病居民都在打120，已經沒有車可以派了。她所在轄區內有位老人有嚴重的糖尿病，每天都需要打胰島素。小區突然封控，家裏儲存的胰島素隻夠支撐幾天，其餘的備用藥物都放在了鄉下。張雅婷本來想開車去幫老人把藥取回來，但是單位隻有一張車輛通行證，需要用這張證來保證挨家挨戶的上門核酸。縣裏所有公共交通和出租車都停運了，沒有通行證的車輛禁止上路。張雅婷甚至想過步行到鄉下幫老人取藥，但來回需要一整天的時間，她實在抽不出身來。
防護麵罩是不透氣的塑料膜，陽光一照，分外灼熱。
封鎖期間，還有一個小女孩哭著給她打電話，告訴她自己的母親就要去世了，彌留之際隻想再見女兒一麵。張雅婷當即讓小姑娘收拾東西準備出門，她去找領導協調。“小姑娘哭著跟我說她不敢。將心比心，如果是我的話，母親就要去世了，我還管你什麽批準不批準，我肯定直接闖出去了。這個時候我必須做她的依靠，不能讓她留下終生遺憾。”
將近一個月的封鎖期，全縣所需的生活物資都是由保供貨車從外地運來的。張雅婷經常要去高速路口迎接這些車輛，把他們指引到卸貨地點後再把他們送回到高速路口。這個過程中，她需要穿著全套的防護服。防護麵罩是不透氣的塑料膜，像是給臉上覆上了一層塑料大棚，陽光一照，分外灼熱。給司機指路的時候，她總是深吸一口氣，看一眼前麵的路，然後慢慢吐出氣來，不然呼氣就會在麵罩上形成一層濃稠的白霧，整個世界瞬間變得模糊不清。
穿著防護服，上廁所也成了極麻煩的事。護士曾經給他們演示過該怎麽在上廁所的時候按步驟依次卸下防護，張雅婷覺得，“這套流程走下來，要是拉肚子的肯定憋不住了。”
那段時間，她都是半夜回家，早上五點出門上班。雖然工作辛苦，但她覺得還是有一些“值得”的時刻。她記得，轄區裏有個姑娘，因為父親生重病，她想要出小區探望，但是小區門口有別的部門派來的執勤人員看守。“遇到這種情況，執勤的人通常會跟居民說，‘社區的人隻要讓你出去我就讓你出去’，其實就是既不想擔責任又不想做壞人，把棘手難題都甩給我們。”張雅婷說。但那個小姑娘沒有為難“社區的人”，而是一個人搬個小板凳坐在門口和執勤的人“從中午一點嘮到了晚上七點”，最後她終於出去了。“她知道我們特別不容易，不想給我們添麻煩，所以自始至終都沒有讓我們出麵，一個人把這件事解決了。”
還有一次，張雅婷在社區體溫群裏讓居民輪流報體溫，有居民對此不理解，一直在群裏破口大罵。那個小姑娘不僅努力維持著群裏的秩序，還給張雅婷打來了語音電話，安慰啜泣中的張雅婷，“姐姐，等解封了我就去看你，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那不是普通的安慰，是一種發自內心的共情，讓我覺得我沒白幹，有人能理解我。”
張雅婷所在社區的工作者
三、“上麵千條線，下麵一根針”
1月18日 早上把宣傳稿件文字圖片發給吳×
，下午拍攝工作人員賀新年視頻，縣委組織部陳××、朱××調研紅色物業聯盟情況，晚上去××園上門挨家挨戶宣傳下載“反詐APP”
1月19日
早上市、縣風貌辦來××社區調研未來社區建設，去渡口××社區學習，下午給社區居民打電話催打第三針疫苗，寫宣傳稿件《××社區“多抓手”，助推居民“新生活”》，開會布置××社區落實加強針工作，晚上加班繼續催第三針疫苗，今日《××日報》頭版刊登《“曆”輕情誼重（圖片稿）》
———摘自馮芊芊工作日誌
世上遠不隻防疫一件事。作為服務群眾的基層自治組織，社區工作冗雜繁瑣到遠超出常人的想象，用他們圈內的話來說叫“上麵千條線，下麵一根針”。
首先是宣傳任務。馮芊芊說，上個月因為她所在地級市確診病例較多，各社區加大疫情防控力度，最直觀的體現就是每個社區都在比拚誰寫的相關新聞報道更多。馮芊芊和同事們被要求一天寫一篇工作心得，上傳到縣城自主研發的政務App上。
考核指標不容商榷。上個月，馮芊芊在縣級以上的媒體共發表了44篇與本社區防疫工作相關的報道，44篇，是領導的明確指示。事實上，為了向領導證明自己的確完成了工作，或者方便用於日後的宣傳報道，社工們隻要在工作就一定會拍照“留痕”。拍過，就證明做過；沒拍照，即便做再多，領導也可以選擇不相信。
但一旦出事，即便有這些照片作證也無濟於事。前不久馮芊芊的轄區內有戶居民被詐騙了200多萬，領導問責的時候，她拿出了當時去那戶人家登門宣傳反詐的照片以及居民本人簽署的承諾書，“承諾說他一定會火眼金睛，不會相信網上的陷阱，不會被詐騙”。但領導回應說，你的確登門宣傳也讓居民簽署承諾書了，但你的宣傳沒有做到“入腦入心”，所以導致居民還是被騙了。
每一項任務都有考核排名，排名結果會在政務App上顯示，甚至連各社區居民下載這款App的數量和活躍人數本身都有排名。為了完成上麵下達的居民購買本地保險的任務，馮芊芊和同事們最後自己花錢幫很多居民買了這個保險。為了完成讓居民打疫苗的任務量，他們兵分幾路：有的去縣裏的工業園區、養老院反複遊說，“開著私家車拉一些坐輪椅的高齡老人來打疫苗”；有的守在縣城的高速路口、醫院門口，勸導經過的路人去接種。當時的馮芊芊，看到一輛公交車上下來一大撥乘客，就會馬上飛奔過去問“你們打疫苗了嗎”；在路上看到任何一個路人，都會條件反射般地想，這個人打疫苗了嗎，能不能拉來記在我們社區的名額下麵。
疫情發生後，不少會議轉移到了線上，每個社區都安裝了視聯網，縣裏是主會場，社區是分會場，會有屏幕對準社工們。有時，為了讓會場顯得不那麽空曠，馮芊芊需要扮演一個“與會人員”，參與一些完全跟她無關的會議。比如上周，馮芊芊參與了縣裏組織的一場關於大學生創業的會議，因為她長得比較年輕，所以也坐在了會場裏，冒充一名大學生。她把這種任務稱為“充人頭”。
在深圳某社區負責婦聯工作的林宣儀，即便在疫情最嚴重的時候，也沒有停掉每月一次的社區婦女議事會和兒童議事會。她認為，這次全國性疫情，深圳之所以防疫工作能夠做得這麽好，就是因為基層治理水平遠超全國其他地區，“徹底打通了最後一公裏”。
不同於其他地區隻有幾個人管理整個社區的方方麵麵，深圳社區工作者的人員配置非常齊全。林宣儀所在社區不算網格員就有70多人，婦聯、殘聯、老協、核酸檢測和疫苗專班小組都有明確分工，不會讓一個人身兼多職。
林宣儀大學畢業於QS世界大學排名第11位的知名高校。回國後，她先在騰訊市場部工作了四年，後來加入了一家創業公司，沒過多久，這家公司走到了窮途末路，而她正處於已婚未育的階段，她發現自己在求職市場上找不到工作了。於是，她打算考公務員。第一次考公沒能成功，她暫時來到了社區工作。
林宣儀在轄區內小學門口宣傳社區婦聯的職能
當時，林宣儀到手6000多塊錢的工資，雖然遠高於全國其他社區工作者，但就深圳的生活成本而言，也僅是溫飽而已。
林宣儀所屬轄區內有很多工業園區和城中村。疫情發生後，因為工廠無法正常開工，流動攤販等非穩定就業者的失業率急劇上升，家暴數量大增。林宣儀記得一起最極端的案例，因為深圳當時禁止堂食和流動餐車，一個擺夜市的男子好幾個月沒有收入，他的妻子因為脊椎問題失去了勞動能力，於是那名男子帶著妻子一起跳樓自殺。
“還好有人發現得早，及早在樓下布控了氣墊一類的東西。”後來，林宣儀和同事們上門慰問了這戶人家，給了他一筆慰問金，勸他不如回老家另謀生路，並且和他的房東商議，減免了他半年的房租。
在深圳規定接觸性服務行業暫停營業期間，為解決轄區內一對聾啞夫妻的收入問題，林宣儀組織了一場廣場上的義剪活動，許久沒有出門理發的居民可以免費讓這對夫妻理發，最後由社區支付給這對夫妻一筆費用。
“我們的宣導用的都是土辦法，發傳單、去工業區和學校宣講，不論是失業在家找不到工作，還是對居住環境不滿，都可以來找我們反映意見。”林宣儀覺得，“有問題找社區”的宣導在深圳已經深入人心。
四、“反正我們是編外人員”
1月22日 周末加班 疫情防控打電話 寫兩委述職報告
1月23日 周末加班 下午2:30在××社區進行兩委述職報告
———摘自馮芊芊工作日誌
“兩委”，指的是社區黨支部委員會和社區居民委員會。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的規定，“社區居民委員會是居民進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因為和政府沒有勞動關係，因而社區工作者們也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工資，隻能領取補貼，而補貼標準按照《組織法》第十七條規定“由不設區的市、市轄區的人民政府或者上級人民政府規定並撥付；經居民會議同意，可以從居民委員會的經濟收入中給予適當補助。”
薪資過低，是全國社區工作者普遍麵臨的問題。本科畢業前，馮芊芊在一家企業實習，到手的實習工資有4000多塊錢。畢業之後，她聽從家裏人的意見考了所在社區的崗位，以總成績第一名被錄取，她和所屬街道簽了為期三年的勞動合同。第一個月的工資發到手隻有1900元，被震驚到的她當時就想辭職，但家裏人勸她再等等，“說讓我就當個過渡，因為我們這邊規定在社區工作滿三年之後可以考對口的事業編。”
現在，馮芊芊已經做滿了三年，她的工資從1900漲到了2600，第一個合同已經到期，街道辦也沒有找她續簽下一份合同。她了解到有些工作了幾十年的老同事一輩子都沒有見過勞動合同，“反正我們是編外人員，沒人重視我們的事。”
馮芊芊準備參加今年的事業編考試。她看了今年的招聘公告，市裏和其他縣區都沒有社區的對應崗位，隻有她所在縣城有合適崗位，這意味著，她要和全市的社工們去競爭僅有的一個名額。
有了編製，不僅意味著得到了體製的認同，更重要的是，在工作的時候可以得到和別人無差別的尊重。因為沒有編製，幾乎所有社區工作者都能感受到自己被區別對待。在一個全國社工群裏，有位社區工作者說，2020年疫情最嚴重的時候，屬於行政級別的街道辦事處所有工作人員都能領到政府分發的口罩和消毒凝露，而真正奔波在防疫第一線的社工們卻沒有資格領取，“那是最寒心的時刻”。
馮芊芊上門給居民測體溫
偶爾，馮芊芊所在的縣城會有公務員“下沉社區”，完成一些基層工作。社區工作人員需要對他們的表現打分。但馮芊芊覺得，自己接觸到的公務員們普遍認為是來“幫你們社區幹活的”，任務分派下去，會有人找到社區爭辯說為什麽分給別的單位的片區這麽小而分給他們的這麽大、樓棟裏的居民這麽多。有領導巡查的時候，他們會積極表演幹活，領導走後，“他們就躲在樓道裏麵乘涼閑聊，實際上活都是我們社區和物業一起幹的”。
打分的時候，社區工作人員會被暗示“不要拿著雞毛當令箭”。馮芊芊說，因為社區不是經營性組織，完全沒有收入，開展工作所需經費和社工們每月的“工資”都是由共建單位補貼的，所以哪一個單位他們都得罪不起。“每個單位每個人我們都給他們打‘優秀’，肯定不會給他們差評，因為還要靠他們的撥款活著。”
而在東北的張雅婷，現在連“社區工作者”這個職業身份都沒有了。畢業後通過縣裏公開招考進入社區的她，一開始和街道辦簽署了為期兩年的合同。現在兩年過去，街道辦把他們的勞動關係轉成了第三方勞動派遣——“五險一金”中的“一金”被取消了，每月的“工資”僅有發到手的1500元，基本和當地最低工資標準持平。
前不久，省裏為“兩委”成員調撥了疫情防控專項補貼，但張雅婷因為已經不屬於正式的社區工作者，所以沒有拿到這筆專項補貼金。
“心裏挺委屈的。不僅是沒能領到這筆錢，而且幹到第三年了，每天都很累很辛苦。最難的封控期都挺過來了，但到最後沒有人承認你的辛苦，直接說你不是一線人員。”連沒編製的社工身份都被剝奪了，張雅婷覺得，自己現在算是一個徹底的“三無人員”。
唯一的出路就是考編製。但傾向於基層的編製崗位都僅限市區的社工報考，縣城裏的事業編張雅婷又都不符合報考條件。今年她有一個同事報名了公務員考試，複習了沒幾天，三月份本地疫情暴發，每天吃飯睡覺的時間都沒有，更別提複習備考了。也沒有人敢辭職備考，“都怕沒考上還丟了這份工作”。
薪資過低，是社區工作者們普遍麵臨的問題。
其實張雅婷並不厭惡這份工作，她覺得很少有一份工作可以接觸到黨建、團建、婦聯、殘聯、衛生、文化等各個條線的工作人員，可以了解到各個部門是如何工作和運轉的，這是一件非常有挑戰性的事情；在幫助到別人的時候，也會得到暖心的反饋和肯定。這些都足以讓她繼續堅持下去。但掙紮在溫飽線上的收入，以及方方麵麵的區別對待，讓她決定還是找其他的出路吧。
這也是很多社區工作者共同的感受。在社區工作兩年多之後，林宣儀考去了圖書館，雖然還是編外人員，但每天坐辦公室，清閑了很多。林宣儀至今覺得在社區婦聯工作的日子是她職場生涯最開心的時光，但堅持不下去的原因也是薪資實在不匹配勞動量，“深圳市公務員的年終績效，可能就是我們一年的稅前工資，差距實在是太懸殊了”。
因為最近全國社區都在組織60歲以上的老人打防疫疫苗，社區工作者們又聚集在群裏傾訴這項任務的考核標準多麽嚴苛。滿屏密密麻麻的吐槽中，有人問了一句，如果考上事業編就不用做這些工作了嗎？考上編製以後的日子會輕鬆很多嗎？
群裏出現了難得的靜默。過了一會兒，有位在職的社區工作者說：“隻要能考走就行，再差的編製崗位也比社工強。”
雖然總有抱怨，但馮芊芊也永遠記得，她在全縣核酸檢測實戰演習當天暈倒醒來後，給救助她的醫生發了一段話：“聽說是您將我及時送到車內，非常感謝，我以後也會向您學習，幫助需要幫助的人們。”
這世上還有比社區工作者更能體會幫助他人有多快樂嗎？想到這裏，馮芊芊就覺得可以繼續堅持下去。她不知道自己能堅持多久：下個月？明年？又一個三年？起碼此刻，她還在堅持著。
探索更多來自 華客 的內容
訂閱即可透過電子郵件收到最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