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軟禁”生活下的被迫反思 中國社會正在重啟

中國過去兩年的閉關鎖國發展到上海的一個月封城靜止之後，政論家凱波看到了另外一種可能：社會正在重啟，頑強如外灘的野草，在地下連結，在四月的陽光和暴風雨中喚醒了一個無限可能的未來。

一名上海防疫人員在組織民眾進行核酸測試

（德國之聲中文網）2022年四月的最後一天，上海市當局宣布實現所謂新冠的“社會麵清零”，持續一個月的封城接近了終點。此前一天，中南海的政治局會議和集體學習宣告了“資本監管”的結束，大有重回“以經濟發展為中心”之勢。自2020年初的武漢封城至今，中國對待新冠疫情的“動態清零”政策走到了一個拐點。在巨大的壓力之下，當局似乎終於意識到再難以堅持這樣一種僵化政策了。

盡管如此，北京卻宣布從五月一日起停止餐館堂食，仿佛回到了新冠疫情爆發之初。但是，北京的稍許不安並不能掩蓋從2020年的武漢到上海，中國已有超過270個城市被不同程度地封城。而且，在過去兩年的動態清零政策下，封城效應擴展為全國性的閉關鎖國和封建割據。

從2021年底開始，物流效率下降、經濟衰退、若幹被“監管”行業普遍破產，失業率上升，人民的怨氣和不滿達到了1992年以來前所未有的高度，資本和企業家的信心掉到了穀底。因是之故，上海封城之際，才有欽差大臣一般的孫春蘭副總理“盡銳出戰”的不詳之語，如讖語一般，預示著中國的“動態清零”政策在搖搖欲墜，如同俄國在烏克蘭“特別軍事行動”的命運，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終結。

當然，這種從政治到社會、經濟、和文化的全方位閉關鎖國的狀態，理論上有著不可逆的自我鎖定、自我增強的傾向，現實政治層麵也符合今年秋天執政黨的“二十大”試圖建立的極權主義體製要求，其巨大的體製慣性遠非一次政治局會議上的妥協和“翻燒餅”就能逆轉。何況，即使六十年前曾經有過一次“七千人大會”，也僅僅讓毛澤東做出一個輕飄飄的口頭檢討，並且招致數年後更大規模的全國動亂。

不過，與類似俄羅斯所陷入的孤立主義略微不同，中國過去兩年的閉關鎖國發展到上海的一個月封城靜止之後，我們還看到了另外一種可能：社會正在重啟，頑強如外灘的野草，在地下連結，在四月的陽光和暴風雨中喚醒了一個無限可能的未來。

被迫“躺平”換來的覺醒

因為，在一個月的城市凍結中，上海的市民們經曆了一次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前所未有的一次集體“躺平”。當上海的街道被“白衣人”接管、上海的防疫工作也被“北京來人”接管，交通斷絕、城市停止運行、居民小區被封閉，上海的市民們被迫呆在家中，等待政府“投喂”。這一個月封城下的“集體軟禁生活”，隨著時間延續漸漸地轉變，從最初不適應的焦躁轉向靜默的反思。

整整一個月的空暇和安靜，是上海市民也是中國人民在過去三十年市場經濟的忙碌中從未有過的奢侈品。整整兩代中國人，在過去三十年經濟自由主義、消費主義、物質主義下的經濟生活中一直忙於賺錢、謀生，人生被市場經濟表麵的自由和財富所吸引，心智也被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上的威權意識形態所控製。尤其在過去十年，如溫水煮青蛙一般經曆了公民社會的失敗，如季風書園和類似無數沙龍的消失、知識分子退出公共空間，人們的精神生活被手機媒體的粉紅氣氛和抖音風格的短視頻所占據和麻醉。

也就是，在他們曾經為鎮壓香港民眾、為新疆集中營而歡呼的警察國家體製下，特別是網格化管控的社會治理模式下，市民階級和工人階級都已經變得和校園裏背叛了五四精神的學生們一樣馴服，喪失了思考和反抗能力，也喪失了個人主義的獨立性和社群的交往能力。在危機到來之前，他們一味“相信政府”，如同2020年初悲劇的重演；在危機到來之後，才發現家無存糧，更不知道如何去表達、去抗爭、去結社、去捍衛自己作為一個人的尊嚴和作為一個公民的權利，陷入了一場1962年以來從未有過的人道主義災難，一場持續三年饑荒的城市翻版。

所幸，還不同於其他沉默的城市，如長春、沈陽、吉林、武漢等等，上海悠久的市民社會傳統尚在。當粉紅的四個市民群體——老人、底層階級、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成為饑餓、疾病、失業、破產和恐懼的犧牲品。食物的短缺和日常生活秩序的中斷本身，這種前所未有的、持續的、被鐵拳專政的痛苦感受足以摧毀他們此前所有的粉紅自信和迷思，仿佛他們才是被清零的對象。與此同時，改革開放形成的新興中產階級並沒有完全被嚇倒，他們仍然保有公民社會的殘存記憶和自救本能，開始自發團結起來，組織團購自救互助，衝擊居委會，質問從上到下都在營私牟利的政府官僚。

從四月初在社交媒體上接力傳播“四月之聲”視頻，到4月28日進行敲盆的集體抗議“音樂會”，上海人民終於在難得的躺平中獲得了解放、開始了思考。從持續兩年的疫情到一個月的封城，當城市停止運轉，這種長時間的靜默決然不同於農村饑荒時期的瀕死等待，而是意味著，市民們可能在軟禁和封城中獲得從市場經濟的社會控製下的解放，在當局所害怕卻一手安排的“全體躺平”中，開始前所未有的集體反思，透過市場經濟的幻象，直麵財富交換自由的社會契約的破產。

然後，如同上海外灘堅硬水泥板的縫隙中蓬勃生長的野草，它們在地下連結、蔓延，富有生命力，如同經曆再多苦難仍然頑強生存的中國人民，如同幾經蕭條和壓製也會自救的市場-社會本身，上海的市民社會開始了重啟，也就是行動。盡管這些行動看上去和此前三十年中國的新興公民社會曾經展現過的自治和抗爭相比是那麽幼稚，甚至和2020年初的上海市民張展在武漢的勇敢調查相比也是相當的怯弱，但是，從94歲老人的奮起反擊，到本地防疫專家的電話回複，到衛健委官員的自殺，到“富二代”王思聰打破紅色資本家的沉默，一個個勇敢個體匯聚成上海市民的“敲盆音樂會”，發出中國社會重啟的信號。

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動態清零”政策已然終結。而且，這一終結不是由最高領袖親自做出，而是上海市民們集體躺平和反思的結果。那麽，當今年執政黨的二十大會議正在按部就班地展開代表選舉，或許無從得知已經重啟的中國社會將如何影響曆史進程，但是在當局措不及防的慌亂變陣中，我們已經看到了變化的可能。

作者 凱波  為中國政治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