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新發地女“蔥王”口述：我經曆過的囤菜風波

4月23日，北京市公布新增15例本土新冠肺炎感染者後，北京市民經曆了一輪短期內上漲又迅速回落的搶菜大戰。

　　正是在了解北京蔬菜供應市場時，我們采訪到了在新發地做了二十年大蔥批發商的毛勇習，一個從農村姑娘成長為市場裏蔬菜大王的女性（新發地的“蔬菜大王”大多為男性）。毛勇習說，她在新發地的二十多年裏，經曆過各種各樣的突發狀況。她和其他從底層打拚上來的商販們一起，共同構成了北京龐大食品供應鏈的關鍵一環。以下是她的講述。

囤貨大戰

　　我在新發地幹了二十年，經曆過不少搶菜風波，但這次搶菜還是讓我措手不及。我們是在4月23日開始明顯感受到市場出現異常的，幾乎沒有預兆地，老客戶們都開始跟我加單。當時我剛從外地出差回來，一開始還沒反應過來是怎麽回事，有個朋友告訴我，說北京在4月22日到23日，新增了本土新冠肺炎感染者15例，
12例都在朝陽。疫情消息一公布，老百姓都開始搶菜了。日常情況下，我們一天的交易量大概在100噸左右，六輛貨車輪轉，每天來三輛。我們的買主有大型商超、二級批發商、餐館、便民連鎖店、夫妻店、機關食堂等。

　　23日那天，我們的單量一下子增加到了平時的五倍，比春節時的需求量還大，需要緊急調貨。我老公平時負責在外地組織貨源，立即就把別人準備從產地發到鄭州的一車大蔥給攔住了，說以1塊8一斤的高價買下來，讓他轉送到北京來。當時，市場上的大蔥收購價才1塊3一斤。那車貨主覺得拉到鄭州也賣不到1塊8的高價，就答應賣給我們了。還有你現在看到的那輛冷藏車裏的大蔥，則是我們從福建產地截過來的，對方原本是要拉到東北，我以兩塊一斤的價格買了。通過緊急調貨，我們前兩天的銷量達到了平時的三倍，但還是供不應求，隻好優先供給老客戶，大家均一均，比如，要1000斤的，我們就給500斤，要1噸的，我們就給半噸。通過這種方式，盡量讓客戶都能拿到貨。

新發地市場等待交易的商家

　　但這兩天的送貨也成了問題。我們的客戶分兩種，一種是自己開車過來拉，一種是在周邊，需要我們送貨過去。日常情況下，我們有二十多個工人、五六個小型麵包車、三輪車、電動車、小推車來送。工人是一天300塊，那幾天漲到了一天600塊，人手還不夠。隻能一刻不停地輪轉。我弟弟負責守攤兒賣貨，平時，到下午兩點之後就基本沒有交易了。但4月23日到25日，他連著兩天兩宿熬。一天中午，過了飯點我們才顧得上吃飯，但公司送來的飯都涼了，我給大家夥一人買了桶泡麵，我弟端著泡麵，往攤兒前一坐，眼睛裏噙著淚。我說你一個大老爺們哭啥，他說，“北京的老百姓咋想的，幹脆別吃大蔥了，我身上的肉割給他們吧。”把我樂得不行，我說，“吃你的肉也得拌著大蔥。”

　　那幾天，整個新發地堵得水泄不通，我的一個客戶開大貨車來拉貨，走到紅綠燈路口看到有警察，以為這時候了還查車，問我怎麽回事，我一打聽，原來是來疏解交通的。當時，一個警察告訴我，他們前一天緊急開了會議，要求全力保供，所以大紅門交警隊的警察全部被抽調到新發地周邊，維持秩序。從市場到我家一共就兩公裏，有一天我開車回家用了1小時40分鍾。在路上，我又困又餓，就讓兒子送了些麵包和水，拿到車上，吃完我就躺在車上睡覺，後麵的人按喇叭，我就醒來往前開一點。

工人們熬了幾天沒睡好覺，都已經疲憊不堪

　　搶菜風波來得快，去得也快，到4月27日就開始冷下來了，再加上下雨，客戶少了很多，現在都中午了，我們運過來的四車大蔥還剩一車多都沒動，但前兩天的這個點，整個新發地一根蔥都沒有。我本來以兩塊一斤買下來的那車貨，現在隻能以1塊5一斤賤賣。因為蔬菜放不住，尤其還是擱大車裏堆著，隔夜就會發黃發爛。當垃圾扔了還得付一筆垃圾清理費。

　　新發地承擔了北京70%以上的蔬菜供應，就算去年因為暴發疫情關門，我們都沒有斷供過。我記得那次是2020年6月13號半夜12點30分，我正在家裏睡覺，我弟弟突然給我打電話說新發地封了，我睡得迷迷糊糊，問誰“瘋”了。他說警察給市場封了，隻進不出。其實那天白天，我就聽說新發地“牛羊肉大廳”出現了疫情，但這個廳距離蔬菜水果區很遠，我以為不會影響到我們，所以沒有提前做任何準備。

　　接到電話時，我的工人都在市場裏，一聽到被封的消息，我都懵了，趕緊起床往外跑，當時我住的小區是新發地經營者樂園，已經開始封控管理，不讓我們出了。我心想，這完蛋了，市場裏的蔬菜水果肯定也不讓運出來了。當時我們在市場裏還有兩車大蔥，大約60噸，一車沃柑，大約30噸，總價值45萬左右。後來都統一銷毀了。

新發地市場門口，來批發蔬菜的大車小車排隊進場

　　雖然受了損失，但我還是覺得，生意要繼續做，因為我的判斷是，雖然新發地被封，但北京城沒有封，老百姓還要吃喝，肯定不能斷貨。所幸，我的老公當時在山東蔬菜基地組織貨源，沒有被封在裏麵。就這樣，我老公在外麵組織貨源，我在家打電話指揮，從山東裝車發貨到北京就七八個小時，新發地反應也迅速，連夜推平了附近的一個空地，作為臨時周轉區，不過那段時間我們主要維護老客戶，大部分貨物直接從產地拉到超市裏。

　　那次新發地封閉的一個多月裏，我在家也被隔離了一個多月。我以前坐月子都是坐到15天就去忙生意了，平時哪怕感冒發燒，也都是掛完點滴拔了針就往市場跑，從來沒有“閑”過這麽久。所以當時突然被按下暫停鍵，出不了門，又趕上孩子高考，我在家急得不行，很短時間內頭發白了一片，從140斤瘦到了123斤，別人都以為我減肥了。但我們扛過來了，而且生意一天也沒耽誤，不僅如此，那段時間大家可能擔心疫情，多少會囤點菜，我們的銷量不降反增。

　　疫情以來，老百姓的潛意識裏好像都擔心吃不到菜，一有風吹草動，就想多囤一點。搶菜會拉高菜價，比如一星期前新發地的耐儲存蔬菜如大白菜、土豆、洋蔥、包括大蔥等，已經回落到七八毛到一塊五之間，幾乎沒有上兩塊錢的蔬菜批發價，但囤菜風波又把價格給抬了起來。大蔥最貴的時候賣到了四塊錢一斤。這兩天市場恢複正常，價格又回落了。

從農村丫頭到“大蔥大王”

　　去年疫情期間，好多新發地的商戶都去了其他批發市場經營，也有一個市場說要給我淨獎勵700萬現金，免費提供庫房、辦公室，條件是我帶著家族去他們那個市場經營，誘惑力挺大的。但我覺得我來新發地已經二十年，待得比在娘家時間都長。而且，這麽多年來，我們掙的每一分錢都是靠著自己的汗水和智慧，徒勞無功地拿人家這麽多錢肯定沒道理。天上不會掉餡餅，我老公也認同我說的，我們就沒去。一個多月後，新發地複市，我繼續在這裏幹。

　　我19歲就結婚了。從一個農村丫頭，到現在能夠脫貧奔小康，全靠在新發地經營蔬菜生意。我老家在河南省周口市商水縣，那裏原來是國家級貧困縣。人家講富二代，我純粹是窮二代。因為家裏窮，交不起學費，小學就輟學了。我老公也是小學畢業。2002年，我們結婚第一年，我老公在一次牽引中用力過猛，導致腰部骨折，癱瘓了一年。那時，我們的孩子也剛出生，簡直雪上加霜。我就到處借錢給老公看病，我有一個賬本，上麵記著借XX二姐5塊、XX表哥10塊之類的。當時親戚們都被我借怕了，有一個鄰居，一看到我去他家，就揮揮手說我要上地幹活了，你別來了。

　　因為給我老公看病，家裏欠下了4萬塊錢的外債，在當時，這就是個天文數字，我這一輩子能還得起嗎？在我老公病情好轉後，我就跟他商量，要不然咱們出去打工，沒準闖一闖還有希望，要不然麵朝黃土背朝天，永遠也翻不了身。我老公就答應了。

　　2003年我們來了北京。當時我們老家有個大哥在北京新發地賣大蔥，我們就跟著過來，在新發地附近租了個房子，房子隻有10平方米，月租80塊。我經常跟我老公開玩笑說我們的屋子是“進門上床，出門撞牆”。床也隻是板子，沒有床腿，我們用磚支著，一搖晃咯吱咯吱響，很尷尬。

　　但那時候也不覺得艱苦。我老公當時沒完全康複，走路一瘸一拐的，也幹不了重活。我們就給人家剝大蔥，一天十個小時，一人一天掙三十塊錢。我想著倆人一天能掙六十塊錢，一個月也有將近2000塊，一年能掙兩萬，兩年就能把外債還完，日子是有奔頭的。記得有一次，我們一群工人在剝大蔥，聊理想，我說我的理想就是把外債還清，再掙五萬塊錢，回家花3萬蓋幾間瓦房，2萬塊錢幹個小生意，擺個地攤啥的，總之還是會回去。現在同行還經常拿這話打趣我，以前一起做生意的老板看見我了，笑問，“毛勇習你賺夠5萬塊錢了嗎？怎麽還不回老家。”

　　第一次試水賣菜是在非典期間，當時也是啥菜都搶，我跟我老公說咱能不能也拉點菜去賣，我老公說“你好好剝你的蔥”。但我不死心，就說我們接點菜賣，因為那時候我們手裏有一千塊錢。所謂“接菜”，就是從別的新發地批發商那裏買下來，再拿到新發地路口賣給個人。倒騰了一段時間，新發地打擊二道販子，我們又回來給人家剝大蔥。2004年我老公身體慢慢好轉，能卸車了，卸車工資高，一天能掙五十塊，我也能掙五十，我們一天能掙到一百塊了。

　　就這樣一直到2007年，我基本上把大蔥市場的基本行情摸清楚了。這一年，我打工的那個蔥販因為家裏有事，不再經營大蔥生意，走之前把進貨來源與銷售渠道都跟我說了，2008年，我開始自己拉大蔥賣。我來的第二年就把我姐、我弟、我堂姐、我舅都帶了過來一起幹，去河北邯鄲、山東等地拉大蔥，也拉辣椒、萵筍之類的，有什麽菜就拉什麽。後來想著大蔥一年365天都有需求，所以我就開始隻賣大蔥。我還花一萬多塊買了一輛三輪車專門拉貨、送貨。2008年冬天，我老公和表弟去河北送貨，回來的路上，下大雪，在一家小旅館住下，一覺醒來，車子被偷了，他們步行回來了。這筆錢對當時的我們來說不算小數目。再加上第一年經驗不足，進貨比別人貴，又不舍得賠錢賣，貨都腐爛扔掉了，賠了不少錢。

　　第一年，我們也沒賺到錢，我老公說，“你看，賣菜也不賺錢，還不如去打工”。我說行，我們又去給別人打了一年工，但這一年我吸取經驗，帶著學習的心態去的。我這人也天生愛說話，遇到不懂的就打破砂鍋問到底。第二年又試水，一直幹到現在。

　　2018年，我們的大蔥賣了2.28億元。我也被連續多年評為“新發地文明經營戶”“大蔥單品大王”稱號。評選標準是綜合的，既要業務做得大；也要多年來積極配合市場工作，在各方麵具有帶頭作用；還要有自己的基地、做宣傳、打品牌；還要家庭和睦，我和我老公、我公婆的關係就特別好。現在，東北地區、內蒙、河北、河南、山東、上海、福建都有我們的合作基地。

和新發地一起成長

　　2017年，我覺得賣大蔥已經幹到頭了，因為我已經是“蔥王”了，新發地董事長張玉璽也跟我說，“毛勇習你不能光幹大蔥，得多元化發展才行。”我就開始賣水果。

　　賣水果需要先找合夥人，過程也是一波三折。當時我找到了一個河南老鄉，他80年代就來北京賣農產品，現在是一個水果大佬，人很靠譜。我和他妹妹關係很好，就拜托他妹妹去遊說他。他回複說毛勇習是個幹事的人，可惜是女的，意思是，怕和我合作之後人家說閑話。一聽隻是這個原因，那我就自己跑去找他了，我說你給我一年的時間，我會讓別人拿著閑話當神話去講。他看我態度堅定，就說那一起幹吧。然後我們開始選品牌，水果生意一做就是四年。這四年，我們的水果已經是市場裏的銷售量前五，我後來被評為新發地的“百強大王”，就是從水果這個品類選出來的。

　　做生意的這些年，我們也賠過好幾次大錢，2013年賠過一回，2017年賠過一回，幾乎都是血本無歸。我在外麵和別人合作，也被坑過，人家拿著我的本錢跑了，也遇到過天災，比如一場台風或者發大水，種植基地裏的菜全死了。但我是從身無分文、一點經驗也沒有時闖過來的，大不了就從頭再來，所以從來沒有想過放棄。用新發地董事長的話說，新發地的女人能頂半邊天。因為在市場裏賣貨的都是女的，男人都在外麵組織貨源。

本文口述者：毛勇習

　　這幾年發展比較順利，又辦了營業執照、開了公司，我還帶了200多個河南老鄉過來工作。所以，為什麽我不願意走呢，因為我就是和新發地一起成長起來的。剛來的時候，新發地的麵積還不到現在的三分之一，周圍的二甲地村、新一村、新二村、白家窯村等都還沒拆遷，新發地周圍全是荒地。但那時候已經車水馬龍，商販們也都是從河南、四川、內蒙、新疆、雲南等天南海北過來的。我被那個場景震撼了，心想怎麽這麽多人賣菜呢。到現在，周圍的老村子已經都蓋起樓房，新發地麵積也越擴越大，規劃出了蘋果梨交易區、香蕉交易區、進口果品物流園、特菜大廳、禽蛋大廳、牛羊肉交易大廳、糧油大廳，海鮮水產大廳等。新發地的蔬菜也在賣往河北、山西、內蒙、東北等全國各地，它已經變成了一個大的集散中心。

　　為什麽新發地能做成這麽大，我覺得一是它門檻低，誰都可以來這裏交易，不收商販們攤位費或管理費，隻收進門費，而且是按照車型來收，比如現在我這一台9米6的卡車，裝一車橘子，一天隻收我800塊的費用，在全國都算比較低的。新發地的區位也方便，它就在四環邊上，挨著京開高速，去周邊的河北、山東、天津都方便。門檻低、交通方便，商販們就都來這裏交易，這裏的菜價就低，形成了價格窪地。

給蔬菜做分裝送進超市的小加工廠

　　我剛結婚的時候，我大姐的兒子剛剛三歲，現在他已經可以幫我們組織貨源了，下一代已經長大。做了這麽多年，我想我比別人有優勢的地方可能就是品牌、誠信和品質。比如，我還在老家周口市商水縣合作了一個400多畝的扶貧基地，65戶農民以土地入股，由我們指導種植大蔥，再由我們負責來賣。去年新發地關門時，地裏的大蔥已經長到了四五分熟，農戶們聽說北京新發地也封了，我也出不去了。再加上謠言四起，說新發地大街上刮的錢都帶有病毒，農民們就害怕了，每天給我打十幾個電話，擔心大蔥滯銷。

　　我就跟合作社的成員寫保證書，“我毛勇習承諾老家各位加入合作社的鄉親，等你們的大蔥成熟，我義無反顧地收購，不讓農戶賠一分錢，如果違背承諾，我天打五雷轟。”底下簽上名字，寫上日期，拍照發給他們，他們要我按手印，家裏沒印泥，我就拿口紅按了個手印，農民們這才放心。好在這一年，大蔥還漲價了，疫情過去之後，我們還賺到一些錢。

　　你在產地買貨，和農民打交道，最重要的就是要講誠信，不欠農民錢，不讓農民虧錢，農民才願意和你打交道，願意把質量好的貨賣給你。對客戶也要講誠信。以這次囤貨大戰為例，雖然4月27日市場已經平穩了，但是我們還要保證比平時多一車的貨量，以防萬一，哪怕我們最後自己賠了。都是天天買我們貨的老客戶，緊急情況下，你說你沒貨，解決不了，人家以後都不來你這裏了，所以賠錢也得幹。我們拉了四車過來，還剩一車多，我們就得以賠本價1塊5一斤賤賣了，又趕上下雨，明天可能就降到1塊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