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徐魯青
編輯 |黃月
兩次世界大戰、納粹獨裁、大屠殺、柏林牆建起而後倒塌……20世紀初出生的一代的德國人，生來被拋於曆史漩渦的中心，他們在玫瑰色濾鏡裏回憶第二帝國與魏瑪共和國，在納粹控製的教育體係中度過青春期，並隨之卷入了殘酷的二戰。柏林牆橫貫於他們的中老年歲月，西德的公民全身心維係私人生活，東德的居民則繼續在蕭條經濟與極權統治裏掙紮。
在這一代德國人中，有作家君特·格拉斯、思想家哈貝馬斯和盧曼，也有美國曆史學家康拉德·雅勞施（Konrad H.
Jarausch）在《破碎的生活：普通德國人經曆的20世紀》裏記錄的七十多個普通人，他們是教師、醫生、士兵、農民，在相信“曆史終結”的暮年裏寫下自己的一生，“時間像狂野而洶湧的海浪一樣掃過我們，摧毀了一切。”雅各比娜·維托拉在回憶往昔時寫，她戰時因躲避東部入侵的蘇聯紅軍西逃，那一場大逃亡中，約有100萬德國平民喪生。
普通德國人如何在當年被卷入納粹暴行，又是如何在鐵幕倒塌後書寫自己的經曆的？《破碎的生活》中文版出版之際，界麵文化（ID：booksandfun）通過郵件采訪了作者康拉德·H·雅勞施，他認為，通過研究被大曆史圖景掩蓋的民間記憶與個體敘述，我們可以看到，普通人如何既是政治壓迫的受害者，又是獨裁統治和戰爭的附庸。他也提到了第三帝國對年輕人的教育灌輸、納粹的厭女體製與高女性支持率，西德公民早期遁入的政治冷感。雅勞施認為，了解德國人的苦難不意味著為二戰開脫，隻有找到德國苦難與罪行之間的聯係，才是正視過去的關鍵，而這些普通人的回憶正展現了私人生活是如何同邪惡體製共謀，又如何最終被其反噬與傾軋的。
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教授康拉德·H·雅勞施
從學校教育到青年團：納粹如何改造青年？
雅勞施在《破碎的生活》中發現，青年人更容易卷入國家社會主義的宣傳中，納粹黨一直把德國青少年作為宣傳的重點對象，希特勒認為，“誰擁有青年人，誰就擁有未來。”人們察覺到納粹執政後學校課程內容的變化，赫爾曼·德布斯在回憶錄中寫：“元首、民族和祖國等概念每天都被呈現在我們麵前，”以便確認“希特勒及其支持者永不犯錯的形象”。席爾默回憶道：“曆史課變得黨派化，幾乎不知不覺地引入了納粹意識形態。”學校裏支持納粹卻沒有能力的員工被提拔為校長，一些持有異議的老師遭到監視和審查，甚至被解雇。也有些老師會偷偷向學生傳遞自己的理念，比如黑爾默的自傳提到，高中老師會“中立但有趣地提供官方版本之外的其他視角”，引導學生思考，還有人不遵從官方要求的“希特勒萬歲”問好方式，而用“日安”代替。然而，絕大部分老師都不會公然反對納粹意識形態。在晚年，這一代人普遍認為，“學校的教育並沒有提供任何區分人道和不人道行為的標準。”
與此同時，“希特勒青年團”
與“德國少女聯盟”吸引了越來越多的青年加入。青年團成員會一起參加露營、徒步等團體活動，特爾記得，徒步穿越祖國的不同地區和在篝火旁唱歌，創造了“一種與我們民族早已逝去的老一輩人真正交融的感覺”，莫斯曼喜歡團隊中“愛國朗誦、唱民歌和行軍的樂趣”。青年團將年輕人神化為“德國未來的保證者”，比如彼得斯回憶，加入少女聯盟讓她從家庭與學校獨立了出來，她對自己肩負的使命——“建設將持續千年的嶄新的第三帝國，並承擔責任”——感到振奮。
沒有一個魏瑪青年“知道或可能知道戰爭意味著什麽”，在學校和希特勒青年團的思想灌輸中，曾經殘酷的一戰被描繪成了英勇的鬥爭。還有一些年輕人遁入非政治性的追求中，隻要當局不打擾他們的私人生活，他們就願意服從納粹的意識形態要求。
人們的回憶錄中還記下了同上一輩的政見衝突，父輩往往對納粹政權抱持更警惕的態度，赫爾穆特·拉什多夫回憶，他並沒有意識到納粹黨的問題，但他的父親預言：“希特勒掌權後會有戰爭。”本諾·舍夫斯基回憶道，在收到阿姨送的青年團製服時，“我媽媽對此非常憤怒，把這些東西藏進了箱子”，他的父母隻允許他最低限度地參與青年團的活動。漢斯·席爾默禁止自己的兒子去希特勒青年團，但他的兒子並不能理解：“其他男孩也穿著這些衣服，卻沒有任何問題。”霍斯特的母親對納粹頗為不安，但他認為：“納粹掌權是好事。他們幫助德國恢複了其應有的偉大。他們是我的國家的領導者。”當霍斯特聽說一位朋友和父親被關進了集中營時，他說：“他們是帝國的敵人，必須使其變得無害。”全麵控製的教育灌輸讓越來越多年輕人對納粹深信不疑，一切正如希特勒在1933年所預言的那樣：“當一個反對者說，‘我不會站到你那一邊的，’我平靜地說，‘你的孩子已經屬於我們了……你會死去的。但你的後代現在站在一個新的陣營裏。不久之後他們除了這個新組織之外什麽也不會知道。’”
殘酷戰時：被殺害的男性與被侮辱的女性
雅勞施發現，二戰經曆“構成了大多數人生活描述的中心”，戰爭對男性與女性的意義截然不同。如果總結人們在自傳中提到的戰爭事件，對男性是“服兵役”、“中斷他們的事業和浪漫關係”以及“愛國意義的戰火的考驗”；而對女性來說，回憶大多關乎“家庭、親人和朋友”，在戰爭時期，女性更關注自己家庭的基本生存情況，政治很少出現，通常被視作外來的入侵。
男性主動參軍服役一方麵受到同齡人壓力的影響，另一方麵也被看作男子氣概的證明——他們“不想落後於無數同齡人，特別是那些認識和交好的人”。羅伯特·諾伊邁爾擔心：“在這場戰爭結束後，我會被稱為‘開小差的’，人們會指著我說‘那是個懦夫’。”這一時期
，一種凶殘的“尚武男性”形象被發明宣傳，取代了平民版的男子氣概。
年輕的黨衛軍隊員
隨著戰事升級，軍隊逐漸喪失人性。羅伯特·諾伊邁爾描述，當一個受傷的俄國俘虜走在他坦克前麵時，“他被履帶絆了一下，被卷到底下壓扁。
我們從他身上碾過，這讓我惡心。”除了戰死的士兵，越來越多的平民被殺害，殘酷的無差別殺戮以報複敵人的名義被合理化，赫爾穆特·拉什多夫回憶
：“我旁邊的一位同伴舉起槍，向一群平民開火。”他的同伴認為：“這有什麽，他們隻是俄國人。”有士兵寫道，他看到兩具護士的屍體，“她們被割掉了乳房，生殖器也被破壞。”而作為報複，他的部隊“包圍了一個村莊，開始用曳光彈和燃燒彈射擊”。村子裏的老人、女人、孩子都跑了出來，“我們將他們成批掃倒在地，直到再也沒有人動彈。”
很多研究都忽略了二戰時期的女性敘事，或認為女性隻是第三帝國的受害者。雅勞施反對這類觀點，他指出：“婦女在納粹獨裁統治中發揮了積極得多的作用。雖然在納粹成員中比例偏低，但她們為該黨提供了幾乎一半的選票。”對希特勒的崇拜不僅關乎領袖偉人式的追隨，還帶有情欲的成分，“許多女性的書寫都流露出對一個同是父親、情人和救世主的希特勒的狂熱追捧。”羅瑞·瓦爾布如此回憶見到希特勒的一刻：“他站在車裏，舉著右臂，他是如此嚴肅，如此強壯，如此偉大……這是我14歲生命中最美麗、最感人、最有力量的時刻。”安內利澤·胡貝爾說“所有人都向他伸出了手”，而元首突然越過其他人的頭頂，向她伸出了手：“他的眼睛對我施加了可怕的力量，我不由自主地把我的手伸向他。”
德國少女聯盟
吊詭的是，第三帝國時期的女性權益出現了巨大倒退，按雅勞施的話來說，“納粹建立的體製是厭女的。”為減少經濟蕭條時期男性的失業，納粹推動女性回歸家庭，這極大逆轉了魏瑪共和國時期爭取的女性職業進步。納粹還致力於打造母性崇拜，宣傳女性的任務是創造一個真正的“民族共同體”。在“生命之泉”計劃中，種族純潔的女性被安排懷上雅利安男性的孩子，並宣揚成“給元首一個孩子”，這一計劃製造了數萬個嬰兒。戰爭結束時，他們中有很多無人認領，淪為孤兒。
戰爭中，女性在後方經曆著無差別炮火襲擊，被安排到軍工廠頂替男性空缺，還遭遇了大規模性暴力。在戰爭中德國女性想出一些辦法躲避強奸，比如“穿得像個男孩”，用灰燼弄髒自己的臉，在身上塗抹鮮血，讓自己失去吸引力。烏爾蘇拉·貝倫伯在回憶錄中寫，一個蒙古人走進房間，把她推到了一個滿是垃圾和油的車庫裏，“他用自動手槍指著我的頭，把衣服從我身上扯了下來。我感到痛苦、厭惡和恐懼，與男人的第一次接觸就遭遇了暴行。我月經來得很多，腿上都是血。”事後，她“一個人躺在那裏，隻有一個想法和願望，就是能夠去死”。一名受害者回憶，當無法抵抗時，“我幹脆讓它發生在我身上”，告訴自己“這不是你自己，這隻是身體，可憐的身體！你離得很遠，很遠”。強奸過後，這些女性需要尋找土方和墮胎醫生防止懷孕，還要麵對自己伴侶的責怪，這讓侮辱雪上加霜。
德國士兵槍殺一對母子
在受害者與行罪者之間：人們如何回望破碎的生活
在這些日記中，人們麵對過去的態度往往徘徊反複：“一邊是將自己標榜為受害者來脫罪，一邊是自我批判式地承認對罪行負責，在兩者間搖擺不定。”一種常見態度是後悔自己“善意”的愛國情緒被納粹利用，海因裏希·布施曼寫：“保衛祖國的誠實的民族感情被濫用了。”許多人積極參與二戰並非是忠於希特勒，而是為了“善良的德國免受殘暴的布爾什維克軍隊的侵擾”。馬丁·西格認為，“當時我們通常隻是在回應無法阻止的外部力量。”即使是一些納粹的反對者，在那時也認為應該履行“愛國職責”。然而這類觀點背後的預設是國家高於一切，無論戰爭正義與否，年輕人為國參軍都是無可指責的。雅勞施發現，在斯大林格勒戰役後，許多老兵自傳中都出現了對此的反思。布施曼回憶：“當我意識到這場我自願參加的戰爭不是防禦戰，而是征服戰時，我的情感在1942年發生了改變，從誌願者變成了戰爭和希特勒政權的反對者。”
另一些人則反感普通人對德國罪行負有責任的說法，他們認為，錯誤的是納粹領導層。年輕的退伍軍人格哈特·塔姆將不幸歸咎於“罪犯、納粹黨頭目、劊子手和集中營管理者”，而自己的行為是在“延遲、拯救和阻止毀滅”德國。“我們隻是在做自己的工作”、“我們都被納粹誤導了”、“遭到了元首的背叛”這些說法常常出現，更頑固的民族主義者則認為，一戰勝利方應該對此負責：“我們不是罪犯，而是針對德國人民和帝國的大清洗的受害者，那是我們的對手根據強加的凡爾賽和約發起的。”
無知是另一個常見理由，威爾·澤爾曼—埃格貝特稱：“大多數德國人對數以百萬計的人被罪惡地謀殺一無所知。”東德工程師阿爾貝特·萊特霍爾德寫道：“我沒有意識到任何個人罪責……集中營的存在是已知的，但從不清楚它們的數量和其中非人道殘忍的程度。”
反思的文字也在回憶錄中出現，雖然隻來自於少數人，但這些筆觸仍令人動容。迪特爾·舍恩哈爾斯是曾經相信“德國會勝利”的士兵，戰後他移民瑞典，成為了大學教授，他在課堂上告訴學生們自己曾經犯下的錯誤，讓他們警惕年輕時的理想主義被不負責任的煽動者濫用。在日記裏他寫道：“要竭盡所能地避免另一場戰爭，不僅是核衝突，而是戰爭。”回顧自己一生破碎的生活，他用了“永遠不再允許”這一表達，並在短語後認真地寫下：“獨裁、戰爭與大屠殺。”
先鋒隊在街頭抵製猶太人的商店
專訪康拉德·H.雅勞施：找到德國苦難與罪行之間的聯係，才是正視德國過去的關鍵
界麵文化：是什麽促使你去研究普通德國人如何經曆20世紀的？
康拉德·H.雅勞施：我寫作《破碎的生命》是為了挖掘普通德國人如何講述他們20世紀的經曆，這些民間回憶（Popular
Memory）往往與官方記憶文化和學術曆史不一致，從普通德國人身上可以窺見他們在這些經曆中的反思過程，正是這些創造了1945年後的德國民主政治。
界麵文化：個人敘述的生活史總是不同於宏觀的曆史描繪。你也在書中提到，個體敘述可以賦予曆史更多的“人性維度”，你研究的這些普通人自傳揭示了哪些被大曆史誤解或忽視了的圖景？
康拉德·H.雅勞施：許多曆史研究都是關於國家、社會、經濟、意識形態的，而他們如何對曆史中個體產生影響則沒有受到足夠多的關注。從這些自傳裏可以看到，普通人既是獨裁統治和戰爭的附庸，又是政治壓迫和大屠殺的受害者。探索“人性維度”（Human
Dimension）意味著比傳統的曆史敘事更認真地對待這種矛盾的關係。
界麵文化：我們的記憶不可避免是被更廣闊的社會文化所塑造的，你也強調人們的寫下的這些“記憶”不等於當時“真正發生了什麽”。你在書中是如何處理人們的記憶與“曆史”之間的裂痕的？我看到書中對人們自傳文字的評論與批評似乎並不多。
康拉德·H.雅勞施：在書中，我試圖探索實際事件和人們回憶之間的張力。由於許多學者已經很好地重構了實際發生的事，我轉而關注事件是如何被記住的，以及普通人從他們的經曆中得出了什麽結論。這不是一個記憶與事實兩者擇一的事情，而是關於實際發生的事如何與過去的記憶互相關聯的問題，因為後者會影響對未來的決定。我看到人們的自傳往往帶有悔意，對於第三帝國，他們也常常自我批評。
界麵文化：你選擇的傳記材料都來自1920年代出生的德國人，他們從祖輩那裏獲得了對第二帝國與魏瑪共和國的印象，青年時代在納粹統治與二戰中度過，後來還經曆了東西德的分裂與統一。為何你將這代人的一生形容為“破碎”？與其他世代相比，他們有什麽特點？
康拉德·H.雅勞施：說1920年出生的普通德國人的生活是破碎的，是因為一戰、大蕭條、獨裁統治和種族滅絕破壞了他們從童年到成年的和平，人們同時成為了施害者和受害者。直到1945年後的冷戰，大多數德國人才回歸所謂“正常”的生活，他們上學、開始工作、組建家庭等。魏瑪出生的這一代人是參與國家社會主義最多的一代，同時他們受獨裁統治的影響也最大——男人作為士兵在前線被殺害，家庭主婦在家中轟炸時喪命。
被毀的柏林
界麵文化：《破碎的生活》前言部分提到，這本書試圖探索的一個重要問題是為什麽會有如此多的普通德國人支持納粹政權，最後這個問題是如何被回答的？
康拉德·H.雅勞施：《破碎的生活》通過觀察希特勒青年一代來解釋第三帝國為何如此受歡迎。這些年輕人比任何其他年齡組都更熱情地接受國家社會主義。他們的父母或許已經建立了其他的信念，但年輕人更容易卷入國家社會主義的宣傳中，這些宣傳聲稱能為德國提供更美好的未來。正是這個年齡段的人最熱情地接受了國家社會主義，因為他們相信希特勒的承諾。
界麵文化：在這本書中，你也非常關注女性在戰時的苦難。當時為什麽有這麽多女性支持納粹，即使納粹如你在書中所說建立了一個厭女的製度？
康拉德·H.雅勞施：納粹確實是厭女的，所以回想起來，有這麽多女性支持第三帝國是很令人驚訝的。相當多的人對納粹宣傳的家庭生活和母性的保守榜樣感到滿意。關於這些女性的遭遇，她們雖然沒有在前線戰鬥，但她們在工廠工作，在家中遭受無差別的轟炸，再加之殘酷的逃亡和驅逐——這些是二戰期間婦女遭受的主要苦難。
界麵文化：在人們的回憶錄中，關於德國聯邦共和國成立的部分並不多。你在書中也寫道，那時的西德人“如果政治不發揮作用，人們會很高興，這樣他們就可以追求自己的事業和私人生活”。在你看來，這背後是什麽原因在起作用？
康拉德·H.雅勞施：許多德國人因他們的政治參與而遭罪。他們震驚於魏瑪帝國時期統治者的無能，失望於魏瑪共和國的混亂，最終幻滅於對第三帝國的毀滅。結果是許多人，尤其是年輕人，形成了一種“沒有我”（Without
Me）的態度，他們專注於恢複私人生活，而不是建立第二個德國民主國家。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聯邦共和國的積極表現最終使這些不關心政治的人相信，民主是一種比獨裁統治更好的政治製度。
西德人買第一輛車時的自豪
界麵文化：在你選取的材料中，工人階級的自傳隻有10%，你認為這會影響到可靠性嗎，特別是涉及到東德的部分？
康拉德·H.雅勞施：工人階級的人往往不寫作，因為他們忙於日常生活的掙紮，因此不可能找到相同數量的此類作者。那些成為知識分子和工作人員的人最初相信東德這個工人和農民的國家，但當反法西斯政府轉變成東德執政黨的獨裁政權時，他們的幻想破滅了。在西方，許多工人最初持懷疑態度，投票支持社民黨和一些德共，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認為聯邦共和國比東德更繁榮、更自由。
界麵文化：你提到這本書想重新發現人們麵對結構性轉變時的主體性。然而，似乎大多數人在寫回憶錄時認為，他們在第三帝國時期所做的一切不過是“我們隻是在做我們的工作”或“我們都被納粹誤導了”。你怎麽看待人們在曆史事件中的主體性？我想這個問題也同普通德國人應該為第三帝國罪行擔負什麽樣的責任相關。
康拉德·H.雅勞施：事實上，支持國家社會主義的一個流行借口就是聲稱自己隻是在履行自己的職責。雖然這種理由讓許多人推卸了他們的責任，但少數人也意識到這是不夠的，他們進行了嚴肅的反省，這同官方的記憶文化以及大多數自我批評的學術態度相符合。正是這種自我反省，最終將德國的記憶文化轉向了一個批判性的方向。
界麵文化：一些觀點認為，聚焦德國人的受害經曆可能會導向對二戰罪行的開脫，後來新納粹主義的興起也借用了類似的策略，你怎麽看待這個觀點？
康拉德·H.雅勞施：從表麵上思考德國人的受難確實會有這樣的風險，因為他們強化了歉意同情的視角。但忽視這些發生過的經曆無濟於事，重要的是思考德國人為何遭受苦難——答案清楚地指向納粹獨裁和大屠殺。找到德國苦難與罪行之間的聯係，才是正視德國過去的關鍵。
《破碎的生活：普通德國人經曆的20世紀》
[美]康拉德·H.雅勞施 著 王晨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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