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險
整個四月糟糕透頂，易強說。
他34歲，原本是深圳的一名外賣騎手，3月剛經曆過封城——為了繼續掙錢，他帶著一頂粉色帳篷，在深圳的各處橋洞睡了好幾天。4月初，城市恢複正常，但他發現，因為失業，或封控解除，跑來送外賣的人越來越多，他的收入比3月少了近一半。
易強是那種對掙錢有強烈渴望的人。他每天工作十多個小時，幾乎從不給自己放假。他看不上一些態度散漫的騎手，比如一位騎手一天隻送了20來單，空閑的時間更願意看看月亮拍拍花，他特別嚴肅地說，“這個工作又不是來享受的。我對自己要求高，看不得那種混家子。”
總之，掙更多的錢幾乎是他人生的唯一驅動力。因此，當易強在各種短視頻平台看到上海招募方艙防疫人員，工資2000元一天，他心動了。他加了好幾個中介群，不斷有人說“我拿到錢了”，還有人在群裏發工資截圖，2000元的到賬通知，每天晚上都有，“我們就信了。”
他花600元買了一張深圳到上海的高鐵票，每天隻有一列。全部行李是幾身換洗衣服、充電寶、幹糧、帳篷，還有一套黃色外賣服。車廂空蕩，幾乎沒有乘客。
在易強坐上高鐵時，許多和他一樣的人看到方艙招募，從東莞、杭州、廈門等地出發。比如39歲的單親媽媽孟偉，原來在東莞和深圳的交界地帶開滴滴，今年開始，兩地疫情此起彼伏，她的收入大幅縮減。為了給10歲的女兒掙學雜費和生活費，她把女兒托付給東莞的鄰居，坐上了前往上海的高鐵。還有一位50來歲的農民工，在這個年紀沒有更好的選擇，也坐上了高鐵。大家在車上互留了聯係方式，想著萬一出問題還能互相轉告。但“一個國際大都市，能出什麽問題？”
4月15日晚10點半，高鐵抵達上海虹橋站。易強和幾個同伴聯係中介——一個隻知道手機號，姓名、年齡、樣貌統統不詳的陌生人。中介在電話裏說，時間太晚了，湊合一下，明天再找車來接。
他們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打車進城的價格太昂貴，特殊時期，幾公裏可能就得花掉幾百塊。離開車站意味著沒有任何可投宿的地方，露宿街頭是小事，但手機和充電寶都將失去電源。車站裏已經睡了許多人，一大半也是被“方艙招募”吸引來的，卻沒有工作，沒掙到錢，也沒法回家鄉了，有人幹脆睡進了行李安檢機，好歹能遮光，反正也沒有乘客。
那個晚上，易強忽然醒悟過來，他好像把這趟務工之旅想得太簡單了。從下高鐵的那一瞬間起，個人命運似乎完全不由自己掌控。他隻能邊搭帳篷邊自我安慰，“總會有工作的。”
第二天下午5點，三輛貼著通行證的大巴才開到車站，一口氣接上了120多個人。27歲的小吳曾給另一位中介轉了500元介紹費，那人轉頭就聯係不上了，他隻能跟著上了大巴，但這次總算見著了中介——一個矮個子，衣著普通，但自信、“有手段”的35歲女人。
大家喊她韋小姐。易強形容，如果是在一家公司，韋小姐肯定是負責管理的那類人：第一次見麵，點完名，韋小姐揮舞著手臂，特嚴肅地說：“你們來晚了，2000元一天的工作已經沒有了。”她停了幾秒，人群爆發出恐慌和混亂嘈雜的議論聲，她緊跟著拋出其他選擇：800元一天的工作，負責在外艙搬運物資；1000元一天的，得在內艙收拾垃圾，會接觸到陽性患者。兩份工作都需要每天連上12個小時。
“來都來了，總比什麽都沒有強對不對？”易強說，大部分人接受了腰斬的工價。也有10來個人覺得被騙了，罵了幾句髒話，選擇離開。
韋小姐不在意，給剩下的人安排了住處。徐匯區萬科中心裏幾個還是水泥地的大房間，21個人睡一間，不分男女，每人一張簡易行軍床，連床被子也沒有。易強太累了，倒頭就睡，滿心期待著一覺醒來就到了方艙，幹活拿錢。
但生活不像外賣係統裏規劃嚴密的路線圖，它總出現意外。深夜12點，晚睡的人們看到兩個穿西裝的男人走進來，機械地發布指令：所有人即刻收拾行李集合。被驚醒的易強睡意惺忪，一看手機，韋小姐在群裏不斷地發同一條通知：因為疫情變化導致這個地方不能住了，醫院給每人補助300元。請盡快到一樓集合。
所有人慌慌張張地抓了充電寶、洗漱用品就往包裏塞。到了一樓，韋小姐宣布，“白天的核酸檢測出了三個‘陽’，原來聯係好的方艙醫院不要你們了，全部退回。“人群一下炸開了鍋，有人問，其餘人和他們同吃同住了一天，是否也需要被拉走隔離？
韋小姐回答，“大樓已經封閉，物業要進行消殺。”但其餘人既沒被轉移，也沒被隔離。易強後來分析：“我們這一批人都是她拉過去的，還沒進方艙，全部都要隔離，她也拿不到中介費。”
當晚，所有人在大巴車上將就了一晚，又熬了個白天，沒吃沒喝。到達上海的第三個晚上，4月17日晚8點左右，幾經波折，易強和其他計劃到方艙工作掙錢的工友最終抵達了目的地——上海國際會展中心方艙醫院。
到達上海第一晚，滯留火車站的人們。講述者供圖「魷魚遊戲」
易強清楚地記得，從車站拉來的120多個人還剩下81個人——因為韋小姐宣布了一條新規則：所有人分成小隊行動，10人一個小隊。
韋小姐先是警告，“你們要保護好自己小隊的人，一個小隊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有一個感染，剩下9個人都會被換掉。”又示好：“你們是來掙錢的，我也是來掙錢的，目的是一樣的。”大家被說得一愣一愣的，自發分起小隊來。
結伴到上海的幾個人自然而然地先湊到了一起，為數不多的幾個女人也很快組成了一支小隊。和易強一起到上海的有位女騎手，小隊裏其他人不願意帶上她。易強解釋，“我們隊9個男的，一個女的。如果我們10個人都是男的，那可能就住一間房或者兩間房。但有一個女的，她一定得跟別人住，我們生活和工作的路線就多了一個女宿舍，多了一份風險。”最後，還是易強和另一位騎手堅持，說三人是一起到上海的，不能在這個時候拋下夥伴。
所有人都在考慮將風險降至最低，像是在參與一場現實版的“魷魚遊戲”。
但81人最終還是多出來一個人。易強記得，落單的是個中年女人，看起來有點內向，因此最開始沒能進入任何一支小隊。她看到易強的小隊有一位女性，嚐試著加入，卻遭到了所有人拒絕。易強強調：“如果我們有11個人，我們的風險會多增加一個，沒人願意。”
中年女人最後被韋小姐安排進另一支隊伍。具體是哪支小隊，易強沒留意，“這就不關我們的事了。”單親媽媽孟偉也沒留意。誰在意呢，明天的工作才是最重要的。
第二天早上9點多，老板也出現了，姓顧，50來歲，頭發白了又染黑，看起來許久沒打理過，發根又冒出一些白色痕跡。他喊了幾個工人，讓他們搬動方艙外的圍擋。指揮了一會兒，他開著車走了。上海之旅似乎總算走上了正軌。
但事情隱隱有些不對勁。比如他們一直沒簽勞動合同，也還是沒有宿舍——韋小姐讓他們在旁邊的高架橋下湊合一晚；再比如，搬動圍擋的工作最多隻需要幾個人。到了中午11點多，饑餓又觸發了更深的怒氣，所有人都在問：工作在哪裏？宿舍在哪裏？食物又在哪裏？
有膽大的人冒領了方艙防疫人員的盒飯，但後來，大家知道這些防疫人員是上一輪在方艙工作的人，有人檢測出陽性，被拉走，剩下的人就待在方艙外圍就地隔離，等待下一波人頂上他們的崗位。易強想起來還有些後怕，“後麵就不敢拿他們的飯了，我們當時還進他們房間拉插線板充電。”
唯一的辦法是隻能再找韋小姐。
在上海晃蕩了四天，一份工作沒見著的人群圍住了她。韋小姐看起來已經完全失去了管理能力，她撥出無數個電話，打了110，最終紅著眼睛坐在地上，語氣懇切：“我也沒辦法了，我已經被我老板拋棄了。”
她的樣子看起來比所有人都要慘淡，連續四天沒洗漱，隨身攜帶的行李更少，隻有那個挎在胸前的黑色小包。但沒人同情她，39歲的單親媽媽孟偉更是氣急，她離開女兒到了上海，最開始在車站滯留了好幾天，如今又被這該死的中介耍著玩，她揪住韋小姐的領子，“啪啪”給了她幾個耳光。
到處鬧哄哄的，沒人知道該怎麽辦。有人報了警，在警察的施壓下，韋小姐在電話裏謊稱，需要給幾個人發工資，喊來了早上的顧老板。
顧老板一看到烏泱泱的人群，忙展示身份證澄清，“我是江蘇的，不是上海人！”
顧老板說，韋小姐是今天早上找到的他，兩人的聊天記錄顯示，他們在幾小時前剛剛加上微信。韋小姐說自己手上有批工人，想請他安排些活。“這女的膽子很大的，什麽都沒有就敢拉人幹活想抽成。”易強評論。
顧老板表示，自己給韋小姐報的工價是50元一小時，而且他也用不了81個人。他給出了自己的解決方案，“早上我看到有人幹活了，多少人幹了，我就給多少人發工資，今天算一天，8小時，400塊錢。但你們的勞務關係和我一毛錢關係都沒有。”
所有人都不接受。早上排列好的圍擋又被拖過來，堵住了顧老板和他的黑色別克車。一直僵持到晚上，警察說這是勞務糾紛，走了。顧老板整個人蜷在地上，愁容滿麵地說，他隻是承包了這處方艙的板房建設工作，在他上頭還有三個老板，三個老板上麵可能還有老板。他從別人張開的手指縫裏討點吃的，又能做得了什麽主？
大家中途還友好地交換了幾支香煙，但走是不能走的。早上6點，易強驚醒，抬眼一看車子還在，顧老板不見了。易強氣笑了，“他車子都不要了，跑了。”
簡陋的住處，一張行軍床，沒有被子。講述者供圖
「富貴險中求」
又是一輪循環，有人打110，有人打12345熱線，有人逼著韋小姐打電話喊顧老板出麵。這天是4月19日，易強到上海的第五天，天氣很好，陽光稱得上熱烈。所有人被曬得頭暈目眩。
單親媽媽孟偉還抱著找工作的幻想，和其他人向顧老板提出，“給我們安排宿舍，我們能上班就行了。”顧老板不同意，“我隻結算昨天幾個人的工錢。找工作去找把你們拉到上海的勞務公司。”
她在那一刻感到絕望，在上海的幾天像是電視劇《開端》裏的場景，每到一個關鍵節點，清零，重新開始：每天一睜眼，和韋小姐周旋，喊老板出麵，打110，被大巴車拉過來又扔下，就是進不了方艙。
僵持不下。最後是顧老板上頭的一位李老板出麵了：每人給一筆隔離費，做完核酸後，送到車站，各謀出路，整件事到此為止。隔離費爭執了幾輪，最終定為每人一萬元。
孟偉還想在上海找份工作，畢竟不管回哪，都需要隔離14天，1萬元還能剩多少呢？然而沒等離開方艙，她先等來了陽性的核酸檢測結果。她在隔離群裏道歉，生怕李老板就此反悔，取消所有人的隔離費用。過去幾天被怒氣和怨聲包裹的人群第一次平靜下來，所有人都在安慰她：“別這樣說，你也不願意”，“不怪你，都是受害者”。一直沒能進去的方艙醫院，她最終以患者身份進去了。她在電話裏忍不住哭了：“這都算什麽呀？”
易強打定了主意回深圳送外賣，並發誓再也不踏足上海。他買了機票，一再被取消。鐵路頁麵更是一片空白。最後隻能買上海到杭州的高鐵，計劃從杭州回深圳。
所有人做完核酸，被送到車站是4月21日了。有人不死心，跟著下一個中介走了，最後去了小區當防疫保安——群裏最新傳來的消息是他被感染了，工資沒拿到。易強買了4月24日出發的車票，他哪都不想去了，隻守在車站，盼著這趟荒誕的行程早日迎來結局。
但一個致命問題是，車站沒有食物。自動販賣機已經被滯留在車站的人砸開了，所有能吃的東西被搶奪一空，旁邊躺著一罐展示用的八寶粥，易強驚喜地撿起來，發現八寶粥生產於2018年。
餓得實在沒辦法，易強和另外三個男人組隊，四個人步行了5公裏多，在深夜的上海找到了一家開了一點門縫的商店。進去一問，可樂6塊錢一瓶，礦泉水3塊，泡麵8塊。幾個人心思一轉，想起車站還有那麽多人，這些低價物資完全可以倒手轉賣。
商店老板還給他們指了路，不遠處還有一家包子鋪在悄悄營業，包子還是日常價格，他們一口氣買了150個包子。最後又給了商店老板50塊錢，帶著一堆泡麵、檳榔、自嗨鍋、鹵蛋，坐著老板的車回到了車站。
四個人轉手開始賣物資，所有食物價格提高了一倍多。“我們賣得屬於很便宜的，車站附近其他搞得到物資的人，泡麵賣25，我們隻賣20。”易強說。第一天，每人賺了400多塊。
易強想起坐高鐵到上海的那天，他特地帶上了外賣服，在短視頻平台上加了兩個上海的外賣員。他們說，在上海有的是掙錢的辦法，但不是靠接單，而是找物資再賣出去。易強當時覺得人生地不熟，倒賣物資不穩定，還不如到方艙工作，幹一天活拿一天的工資。
現在，他確實是感到傷心的，“我本來也是一個受害者，慢慢也變成了一個為了利益去冒險的人，成了中間商。”車票到期那天，他沒有一絲留戀，毫不猶豫地上車，離開。
他新加了許多中介群，在群裏分享自己的經曆，告訴其他人，“都是假的，不要上當。”中介不斷把他踢出群。他後來學會了，每次發完消息，馬上換頭像和昵稱，靜悄悄地藏在幾百人的群聊裏。
他如今停在了杭州，接受十四天的隔離。隔離期將滿時，他在群裏看到中介發了一張“上海新冠檢測實驗員招聘啟事”，1500元一天，做滿30天另獎勵1萬元。他又心動了。離開時做下的決定被拋到腦後，“隻要敢招，我就敢去。”他說，“富貴險中求。”
易強倒賣物資時標的價格。講述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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