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評論：理解俄國和中國自殘自毀的文化邏輯（上）
我發現自己和前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孫女赫魯曉娃教授，對當前局勢的嚴重性做出了相同的判斷，那就是當下世界爆發核戰爭的風險有可能超過了當年的古巴導彈危機，直接原因就是普京和習近平，也就是俄中這兩個核大國的領導人在與美國和西方的對抗中麵臨滅頂之災，顯示出遠超赫魯曉夫的自殺傾向。
如何解釋21世紀的人類會走到這一步？越來越多的的人想到了美國學者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也就是說文化差異，會成為後冷戰地緣衝突的主導因素。問題是，亨廷頓並沒有講清楚這樣一個根本性的問題，那就是相同的人性，為甚麽會演變出如此不同的文化？講不清楚這個問題，給理解基於文化差異的身份政治和衝突帶來了很大困難。應該說，自“文明衝突論”出世以來，高度全球化的曆史和人類學研究和交流，為回答這些難題提供了全新的知識基礎，而這次中國引發的病毒全球大流行和俄國侵烏戰爭，給世界秩序帶來的重大衝擊，則為我們理解文明衝突提供了極深刻的啟示。儘管在簡短的時評中，不可能展開如此宏大複雜的問題，但我還是決定把自己從這次曆史性衝突中獲得的一些啟示，與讀者分享。因為我相信，這種思考和交流有助於未來中國和世界秩序的重建。
啟示之一：文明衝突的本質其實不是文化身份差異導致的衝突，而是政治文化差異導致的衝突。當然，政治文化差異與曆史上的地緣政治衝突有很深刻的關聯，理解這種關聯的一個重要線索，就是理解曆史上不同帝國政治秩序的演變，如何塑造了不同的政治文化。
啟示之二：曆史沒有目的，現代世界的誕生有很多偶然因素，其中關鍵一點，就是地中海世界的海權國家在與陸權國家的漫長競爭中竟然佔了上風，催生了大英帝國這樣空前絕後的全球性海權帝國。而沒有海權國家特別是海權帝國的興起，就不會有現代世界。在這個過程中，海權國家內生的政治文化，因具有很大開放性和政治包容性，有利於推動法治和民主自治的政治秩序在全球擴展，但陸權帝國內生的政治文化，雖不利於法治和政治自由，卻不會放棄與海權政治文化的對抗和競爭。
啟示之三：陸權帝國內生的政治文化擁有巨大的人口優勢，從而意味著海權文化的秩序理想未必一定會在全球實現。相反，海權與陸權兩種帝國內生的政治文化在全球展開對抗與競爭，帶來了人類未曾有過的整體自殺風險。進步主義的曆史主義傾向，低估了這個風險。
那麽，為甚麽先是歐洲大陸，後是俄國，現在是中國，成為現代世界人類文明自殺風險的主要震源？從宏觀的角度看不難理解，海權國家的弱點是人口和土地資源相對不足，這也正是海權政治文化比較理智也比較節製最根本的原因，海權的政治包容和鼓勵個人自由帶來的創新活力，是現代科學、技術和大工業知識的活水之源，而陸權國家要與之對抗，基本策略就是技術趕超，同時不惜以拚人口來取勝或保種。這種生存策略固然給海洋霸權帶來致命威脅，但在陸權國家和陸權帝國之間，更帶來了難以控製的相互摧毀的風險。這種風險從西歐沿歐亞大陸向東延伸，是地緣政治自然的空間邏輯。這種邏輯如何催化俄中兩個超級陸權帝國的政治文化演變，將在下篇討論。
梁京評論：理解俄國和中國自殘自毀的文化邏輯（中）
俄羅斯政治文化中的“血性”以及中國政治文化中的“奴性”，在當下曆史大事件的展開中盡顯無遺。俄軍士兵在烏克蘭的殘暴，固然有普京的慫恿，但也有很深的傳統，中國大陸的“清零”鬧劇以及香港在此番“特首”更替中呈現的官場醜態和種種的兩麵人伎倆，也是如此。那麽，我稱之為陸權政治文化傳統是怎麽來的呢？為甚麽人性都有“幽暗”的一麵，但東方和西方的表現會如此不同呢？
新史學的特點之一，就是關注地緣政治的全球史邏輯。從這個角度看政治文化的演變邏輯，我的第一個心得就是，陸權之爭容易陷入“你死我活”的僵局，而海權之爭則給“你活我也活”更多機會。青銅時代的崩潰與歐亞大陸北方草原馬背族群興起後對周邊文明的衝擊和征服，極大地擴展了陸權帝國的疆域，壓製了海權的政治空間。而把陸權邏輯推到頂峰的，就是成吉思汗帝國。在現代世界誕生之前，斯拉夫民族和華夏文明都臣服過這個帝國，而他們的生存策略，讓他們都得以在金帳帝國的灰燼中獲得重生。這個生存策略的內涵，就是充分利用自己的地理縱深和人口再生產潛力，“以空間換時間，以人命換天命”，熬垮善於以少勝多，卻解決不了帝國治理難題的蒙古征服者。當然，通過這個策略從馬上人的征服下存活過來的共同體驗，給斯拉夫和華夏民族的政治文化添加了更多的“幽暗”遺產，這就是無視人命價值和人格尊嚴，即所謂的“血性”和“奴性”。
但是，當西方文明借海權文化的複興而獲得了海洋爭霸的全球優勢之後，麵對現代世界誕生帶來的全新文明挑戰，俄羅斯與華夏的應對策略卻出現了不同的嬗變。俄羅斯借助西方文明的各種文化資源，發揚了血性的一麵，從被征服者，反轉為征服者，而華夏文明則在明末危機中，迎來了最後一個“征服朝代”大清。明朝沒有抓住基督教文明主動與華夏文明直接交往的曆史性機會，在血腥無序的造反文化與臣服北方的“奴性”文化之間選擇了後者。那麽，這個選擇是不是必然的呢？這是中國近代史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我傾向於認為中國錯過了機會，因為中國有大大超越俄羅斯的海路貿易資源，而對貿易的依賴，是發揚海權文化的關鍵因素。
如果崇禎退守南京並通過湯若望與梵蒂岡教廷結盟，華夏民族有可能超越俄羅斯而獲得融入現代世界的先機。討論明朝為甚麽會失去這個機會或不可能抓住這個機會，對於中國未來的路徑選擇是有意義的，因為這樣的討論會改進我們對曆史解讀的分析框架，超越製度決定論和文化決定論的束縛。
儘管俄羅斯獲得了融入現代世界的先機，但俄羅斯從被征服者變成征服者，並未改變其政治文化的底色，即無視生命價值和人格尊嚴。因為支持這種文化的內外環境不是能輕易改變的，更重要的是，俄羅斯要保持自己文化身份的國際地位，以空間換時間、人命換天命的策略來對抗來自西歐的挑戰，仍然是非常有效的。中國則因為大清人口危機的發生，更難擺脫無視生命價值和人格尊嚴的文化困境。
那麽，進入現代的中國，是否就不可能有另一條演化路徑，而隻能有習近平強調的唯一的曆史選擇呢？當然不是這樣的。我將在下次評論中討論這個問題。
（以上評論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探索更多來自 華客 的內容
訂閱即可透過電子郵件收到最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