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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大西瓜
編輯／大西瓜、華夫
麵對疫情，普通人到底能做些什麽
2020年1月23日，武漢封城。2022年3月28日，上海宣布分區分批進行封控。封控。管控。防範。靜默。陽人。陽樓。兩年間，生活被劃分為必要和非必要，日常狀態與管製狀態的邊界正變得模糊。
封控期間的上海 ©️璟瓊
先後經曆過武漢和上海兩輪封控的人，他們如何看待自己經曆的一切？怎麽理解武漢與上海，過去與現在的關係？我們與四位朋友聊了聊：
Maggie正在重新考慮在上海買房的計劃；鄧歌組織武漢民間救援的經驗在上海失效了；蘇蘇從誌願者變成“大白”，來上海的主要任務是消殺；王粒丁在武漢做過一切他能做到的“有用”的事，此刻，他從前相信的“意義”和“價值”正在動搖。
武漢封城期間，王粒丁與一位攝影記者互相拍攝照片。受訪者王粒丁供圖
困擾王粒丁的問題是：麵對疫情，普通人到底能做些什麽呢？在剝離具體的時間節點與城市背景後，他們的個人經驗或許也能呈現這兩年來的某種普遍性的情緒。
以下是他們的講述：
“我拒絕進入
這種生活模式”
Maggie，武漢人，正在上海封控居家
半年前，我從杭州回到上海。最近很多朋友問我，要是你還在杭州，看到上海發生了這樣的事情，還會回來嗎？對於這個問題我也很猶豫。
封控期間的上海 ©️璟瓊
之前上海的防疫措施很人性化，我在杭州工作時周末也常常回上海玩，甚至計劃在上海買一套小公寓，現在我得再考慮一下這個事情。
2020年初，我改簽了飛武漢的機票，臨時決定在老家十堰過年。後來十堰成為全國第一個宣布進行“戰時管製”的地方。
2020年2月12日，十堰市張灣區發布全國首個“戰時管製令”，內容包括：對所有樓棟實施全封閉管理，居民不得隨意出入；對小區、庭院、居民點實施嚴格封控，非特種車輛禁止隨意出入；定時定品定價格統籌配送居民基本生活必需物資；所有小區、樓棟、庭院、居民點一律由相關工作人員24小時值班把守等。
武漢封了76天，十堰封了67天。我的大部分親戚朋友都在武漢，每天都能聽到很多難過的事情。很不幸，我家裏也有人感染新冠去世，她沒能等到床位，在火神山建好的前一天走了。並且，她沒被算作2020年武漢新冠肺炎遇難者。
封控期間的上海 ©️璟瓊
疫情爆發初期，新冠看起來很恐怖、很未知，大家不知所措，會自覺地待在家裏。那時候我覺得，我們所經曆的一切更像是天災。
在老家的那段時間，我在精神上很痛苦，解封後在街上看到紅藍燈閃的時候還會特別緊張，但生活上的困難幾乎沒有。兩三周過後，秩序慢慢恢複，大家可以在網上團菜，小區裏的超市也開著，不用搶菜，更不至於吃不上飯。
解封後，大概是六七月份，我跟朋友去長江邊散步，地上畫了很多白圈，那是燒完紙錢留下的痕跡。武漢是一個碼頭城市，一直很熱鬧，但那一次我發現整個城市變得特別安靜。
2020年5月，解封初期的武漢。©️weibo@pppt9468
我在微博上置頂了一句話：記住犧牲，記住英雄，記住仇恨。武漢那些被刪掉的視頻我都存在手機裏，但最近我很少看微博和朋友圈了。同樣的事情再經曆一次，你就會發現你已經無能為力了，隻能任人宰割。
上海剛封控的時候，我試過六點鍾起來搶菜，但根本就搶不到。我晚上兩三點睡覺，早上六點起來搶菜，十點公司開會，有時八點會被砸門聲吵醒催著你下樓做核酸，每天還要盯著10多個團購群的消息，身心俱疲。你也不知道事情為什麽會糟糕到現在這個樣子，或許你我都知道，卻不能說。這種情況更令人崩潰。
封控期間的上海 ©️璟瓊
我暫時沒有離開上海的打算。兩年前是武漢，現在是上海，下一個城市會是哪？很多東西是你無法掌控的，去哪個城市都一樣。前幾天我那些平時嘻嘻哈哈的朋友一起做了個抑鬱指數測試，所有人做出來都有輕度或者中度抑鬱，我們每天發的最多的表情包就是——“坐牢”。
三天後，我放棄搶菜囤菜。我以後也不會搶菜囤菜。我拒絕進入這種生活模式。
“希望社會看到
民間救援的力量“
鄧歌，武漢人，正在武漢隔離
武漢疫情爆發後，很多捐贈者找到我，通過我們四個女生組建的口罩天使誌願者小分隊，把物資送到醫院。我們的小分隊後來發展到上百人，調配了六百多萬元的物資，集結捐款、籌備物資，解決物流和配送問題，全靠民間自發的力量。
上海封控期間，微光救援隊對剛建成的方艙進行消殺。受訪者鄧歌供圖
口罩天使有清晰的管理模式，但依然不算“正規軍”。我做誌願者就是不想被關在家裏，我想在街上走。我們挺多誌願者的態度都是這樣的，不接受上位者居高臨下地收編，我也不拿你的錢。我們是一群很街頭、很底層的人在互相幫助。
以前我隻跟自己專業圈子裏的人走得近。等武漢封城才發現，司機、廚師真能幫大忙。我認識了幾位特別仗義的卡車司機，包括微光誌願者車隊，他們運了好多趟物資，根本不收錢。
封控期間的上海 ©️璟瓊
封城後，有些人無家可歸，住在橋洞或者地下通道裏，得不到太多的救助，還有可能被趕走。我們去送物資，和他們聊了聊，這些畫麵被一個做紀錄片的朋友拍攝下來發到網上，結果很多人跳出來罵我們在給城市抹黑。視頻後來被下架了。
解封之後，微光隊裏的年輕人去做了一批紀念徽章，我們自己表彰自己。看起來武漢的故事好像比上海更“野”、更熱血，其實熱血的人到哪裏都會熱血，隻不過目前在上海做誌願者可能會受阻於基層管理架構。
這一回我跟著微光救援隊過來，沒有官方下達任務，我們是進不來的。我本來想來上海繼續做民間救援，但是你知道，現在上海的物資是由特定的保供企業來配置的，而且在封控狀態下，物流很難送到最後100米。民眾連京東的東西都拿不到，我們這種外地來的小救援隊就更使不上力了，頂多幫一些機構充當運力。
封控期間的上海 ©️璟瓊
疫情期間，上海市疫情防控領導小組保供專班對符合防控條件的企業頒發《上海市疫情防控生活物資保障企業證明》。獲得該證明才能正常運營，參與保供工作。
采購不到物資，錢到我的手裏也花不出去，我就拒絕了所有針對民眾的捐款，隻接受少數朋友對我們隊裏的照顧。經驗和社會資源失去用武之地，我挺沮喪的，隻能做些後勤工作，給隊裏領任務物資，統計民間需求信息，用朋友給的錢給隊友們改善下夥食，管理隊裏基地的日常所需。
在這樣的環境中，我找到了我來上海的意義。我把我們在上海的經曆記錄下來。過去三十幾天中，我拍了很多照片和視頻，最後還剪輯出一個九十分鍾長片。
有幾天裏，我們救援隊的隊長把我的電話號碼公布在了微博上，搜集民間求助。有位孕婦是陽性感染者，實在找不到醫院接收她，而她的家人都要陸續被拉到方艙去了。最後她好不容易找到一輛車回了老家，老家的醫院沒有因為她是從上海回來的陽性感染者就歧視她。
上海封控期間，微光救援隊對隔離點的陽性感染者房間進行消殺。受訪者鄧歌供圖
如果人和人之間沒有共情，這樣的故事就不會發生。臨近生產，她很難受，睡不著覺。我跟她聊天，聊到孩子發出的第一聲很像貓咪叫。等她生下孩子，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是，果然很像貓叫啊。那一刻我真的淚目。
做文化也好，做公益也好，都是為了傳遞愛和力量。出任務時，我們經常看到卡車司機住在車裏，到處都是滯留在上海找不到地方住的人。我的隊友們會備著食物和水，遇到了就問問，怕他們餓肚子。我把在上海的一切記錄下來，並不是故意要去觸及暗麵。我希望社會能看到民間救援的力量，看到這些普通人。
封控期間的上海 ©️璟瓊
5月9日淩晨，鄧歌和一部分隊友們完成支援任務，連夜離開上海。2020年武漢封城期間，鄧歌所在的“口罩天使”小分隊成員曾在《城市OurCity》的采訪中提到，比起疫情本身的風險，武漢人更怕被歧視。來到2022年，從上海回到武漢後，救援隊成員先被關在車裏，接受工作人員的消殺，然後被帶到隔離點。這是兩年來鄧歌第一次被隔離。
“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
卻還是力不從心”
蘇俊彥，福建人，正在上海消殺
我是蘇蘇，一個從武漢來支援上海的消殺誌願者，一個“大白”。
出任務時，我們穿著白色防護服，戴著兩三層口罩，誰也不知道我們叫什麽。我覺得大白是很可愛的稱呼。變成“大白”，我們就不敢再喝水上廁所，怕浪費防護服。
封控期間的上海 ©️璟瓊
正常人上幾層樓梯都會喘，出任務消殺的時候，我們要穿著防護服，戴著口罩，背著四十幾斤的消殺機器爬樓梯，還要忍受嗆人的藥水味，真的很窒息。
但我們是救援隊的嘛，哪裏有需要，我們就去哪裏。在完成鎮裏下派的消殺任務後，我們隊裏會利用休息時間去幫助更多人。我們收到的求助包括但不限於：給“重災區”的居民做消殺，給老人送物資，幫孕婦聯係醫院，去被轉運到方艙的陽性感染者家裏喂貓。
有一回，我們剛做完6個地點的消殺工作，已經很累了，又收到緊急任務，要我們給23個罕見病患兒送藥。我們在路上遇到很多關卡，每個關卡的工作人員都要看通行證，拍照，打電話確認，檢查核酸碼，走完流程得10多分鍾，算下來一共耽擱了兩個多小時。
封控期間的上海 ©️璟瓊
這可是救命的藥，為什麽非要走這些程序呢？武漢封城期間我也在做誌願者，群裏有人負責統計床位需求，有人負責核實病人信息，我們組負責跟醫院對接，幫病人爭取床位。如果路上遇到關卡，你說你是去救人，工作人員會簡化一些手續來保證通行。
武漢封城那段時間，一想到患者對活下去的渴望，我就很痛苦。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卻還是力不從心。實在撐不住了就大哭一場，第二天繼續幹。有一天群裏說90%的求助患者已被收治入院，我們打了個視頻通話慶祝，口罩一摘，每個人都臉上都是勒痕。大家說著說著都哭了，又哭又笑。
封控期間的上海 ©️璟瓊
那時候我們還不叫“大白”。
從2006年開始，每個月我都會留出幾天來做公益，之前主要是去支教、助老、給留守兒童做心理輔導，也會做一些物資捐贈。2020年之後，90%的公益時間用來做疫情防控工作——比如在封控的小區門口站崗，或者組織市民做核酸，提醒大家戴好口罩，保持間距，不要大聲喧嘩。
經曆2020年的疫情後，武漢市民已經很自覺了。偶爾有人抱怨怎麽天天做核酸，我隻能說，大家都希望能早點過上正常的生活，大家都不容易。對方就會笑一笑。
封控期間的上海 ©️璟瓊
我的工作可以在線上進行，離開武漢一段時間也沒問題。這兩年大家都養成了隨身攜帶電腦的習慣，一旦突發疫情，立刻在線上辦公。我們公司今年的營收相比從前下降了不少，好在還能讓大家有飯吃。要知道，地產、旅遊，餐飲之類的行業更不好過。
在武漢，我們幫上千人聯係到床位。在上海，我主要的任務就是做消殺。
消殺，從早晨到太陽下山。消毒液很嗆人，麵罩裏都是眼淚和鼻涕，防護服濕透了。耳邊嗡嗡響，有時是機器聲，有時是幻聽。在辦公樓消殺，在服務大廳消殺，在居民樓裏消殺。加大藥劑。陽性感染者離開後要對房間消殺，陽性感染者轉陰回來也要對房間消殺。有一些小區不讓我們坐電梯，我們就隻好爬樓梯，從一樓到六樓，從一樓到二十四樓。樓道不通風。窒息。繼續消殺。消殺完區域有人經過，再消殺一遍。我們很累，我們真的盡力了。
封控期間的上海 ©️璟瓊
“我們信任的那套觀念，
現在還適用嗎？”
王粒丁，重慶人，正在上海“躺平”
聽到上海要封控的消息，我的第一反應就是買了3月31日離開上海的高鐵票，想趕緊走，結果票被取消了。
兩年前我從上海回重慶過年，途徑武漢下車，住了一晚，沒想到第二天武漢就封城了。我跟著一個武漢本地的朋友，天天往外跑，給睡在地下停車場裏的流浪漢送物資，去拍攝仍在工作的環衛工人，接應外地來武漢的媒體記者。一輛新買的電動車，硬是讓我們騎了2000多公裏。
武漢封控期間，武昌火車站地下停車場。受訪者王粒丁供圖
那時我迫切地想要知道外麵在發生什麽，希望自己能做點“有用”的事。
這次在上海，我徹底“躺平”了。最近也有紀錄片團隊和誌願者團隊聯係我，可我提不起興趣了。
兩年了，該呐喊的呐喊，該絕望的絕望，大家已經適應了這種狀態。打開微博或朋友圈，還是熟悉的事件，還是同樣的遭遇，聽不見的聲音同樣也聽不見。很多在武漢和我喝酒聊天的記者朋友們，這次連進入上海的機會都沒有。
我被關在小區裏，每天上課、做菜和曬太陽，隻有想搞到蛋糕和精釀啤酒之類的“改善型物資”時才會看各種微信群。實在沒有什麽新鮮的事情。
封控期間的上海 ©️璟瓊
在武漢時，我做過一個關注社區老人的公益項目。春天到了，我想給老人送點花。朋友專門去采了花，把花和物資一起送到小區門口。結果花被留在了鐵門外。在大災大難麵前，你怎麽還有心思去欣賞一朵花呢？人家覺得你在浪費資源。
當時我還希望統計出需要幫助的老人的姓名、年齡，住址以及一些個人情況。拿到名單後，我很奇怪，許多老人都沒有名字。對方說沒必要知道老人叫什麽，直接敲門讓他們去拿物資就行。我們為此大吵一架。我覺得人的名字是很重要的。
很多這樣的細節在改變你對世界的認知。兩年前我們在武漢用盡全力所做的一切，就像是海灘上的足印，隨著潮漲潮落了無痕跡。
2020年5月，解封初期的武漢。©️weibo@pppt9468
兩年過去了，口罩防護服裝備齊全，疫苗也充足了，一個個方艙拔地而起，全社會的宣傳和組織力量也空前的強大。可是置身其中，體會到的卻是無處不在的空洞。你會反複問自己，我們作為生存基石的那套觀念，現在還適用嗎？當我們竭盡全力去對抗一些“不合理”，會不會也是在強化它們的力量？
封控期間的上海 ©️璟瓊
武漢解封後，我沒法回老家，因為在武漢我是正常的，離開武漢卻會變成異類。現在我在上海，一個多月沒出小區了，再封一個多月也可能，我呆著挺好，我在這裏也是正常的。
來聊
你所在的地方在封控嗎？
撰文／大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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