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2億”靈活就業”人員變遷史

2 億。

2021 年國民經濟運行情況新聞發布會上，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再次講出了這個數據：目前靈活就業人員已達到約 2
億人。

靈活就業人員何許人也？

有人一言以蔽之，” 打零工的 “；有人反問，” ‘失業’兩個字這麽燙嘴嗎？”。

不全對，也不全錯。深圳三和的大神們過著 ” 做一休二 ”
的愜意生活，建築地盤上的、紡織工廠裏的工人們一年幹到頭才回家過個年，應屆生們讀不上研考不了公找不著活最終無奈簽下一份《靈活就業協議》……
他們都被統一稱作 ” 靈活就業人員 “。

這個詞本身並不新鮮。

早在 2002 年末，中國的靈活就業人員就已經達到了 1.45 億人。

此一時彼一時，靈活就業人員這一 ” 行 ” 在這 20 年裏發生了哪些變化？如今，他們又都散布在哪行哪業？

我們想搞清楚這些問題。

靈活的 ” 下崗再就業 “

” 靈活就業 ” 的出現，與下崗有關。

90 年代以來，國企改製，每年有數百萬人回歸社會，自力更生。

目前有據可查的最早一份文件是 2002 年名為《關於進一步做好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工作的通知》就如是說道，”
鼓勵下崗失業人員通過非全日製、臨時性、季節性、彈性工作等靈活多樣形式實現就業。通過發展勞務派遣、就業基地等組織形式，為他們靈活就業提供服務和幫助。”

一文定調，靈活就業即是 ” 非全日製、臨時性、季節性、彈性工作等 ”
的工作方式，與其明顯形成強烈對比的，恰好就是此前在國營單位的朝九晚五——準確來說應該是 “956”，一天八小時，一周六天的單休製。直到
1995 年 3 月 25 日，雙休製才正式施行。

如果你對這理解還是模糊，北京市的這份文件表述或許能讓你更清晰：”
在社區從事家政服務與社區居民形成服務關係，或在區縣、街道（鄉鎮）、社區統一安排下從事自行車修理、再生資源回收、便民理發、果蔬零售等社區服務性工作，以及沒有固定工作單位，崗位不固定、工作時間不固定能夠取得合法收入的其他靈活就業工作；”。

說白了，靈活就業不算失業，而是 ” 下崗再就業 “。

畢竟，當時下崗的人實在太多。請注意是，” 當時 “。

據國新辦《中國的就業狀況和政策（2004）》指出，僅 1998-2003 年，國有企業累計下崗 2818
萬人。

製圖：金角財經

官方為此連續推出了 ” 三年千萬 ” 的再就業培訓計劃，而這群人最終流向，少不了靈活就業。

2002 年底，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對全國 66
個城市的調查就顯示，下崗職工再就業後，85.4％從事臨時性工作，3.3％是小時工或勞務派遣工。

調查估算得出，這一年中國的靈活就業人員約為 1.45 億人。其中 7500 萬為城鎮從業人員。

這與統計數據相當吻合。這一年的城鎮從業人員總數約為 2.5 億人，私營個體就業人員比重為百分之三十三點一，亦即約為 8300
萬人。

這也就是說，在 2002 年，在私營單位就業的人中，有 90% 都是靈活就業人員。

這與今天的情形完全不同。相似的是，單位還是人們眼中的香餑餑。

靈活就業人員裏不得不提的，還有農民工。

除了 7500 萬城鎮就業人員，1.45 億靈活就業人員裏，還有約 7000
萬為進城務工農村勞動力，也就是後來我們常常聽到的農民工。

在這一年，農民工的總數約為 1 億人。這就意味著，進城農民工之中的
70%，都是靈活就業人員。

國家統計局這一年的報告裏還有一句話，” 社會服務業和建築業成為就業人員增加的新亮點 “。

這個亮點持續了將近 20 年。

工廠、工地，遍地靈活

2002 年，靈活就業人員中的 ” 下崗再就業 ” 人員，要比進城農民工還要多出 500 萬。

但在此後接近 20 年的時間裏，農民工都成為了靈活就業人員的絕對主體。

參考一個數據即可得出這個答案——未有簽訂勞動合同的農民工數量。他們或是在各種紡織廠、電子廠、磚窟、煤窟打著零工的工人，或是跟著包工頭輾轉一個又一個工地的地盤工，或是出現在一個個城鎮家庭中的清潔工、煮飯阿姨、月嫂。

他們都是靈活就業人員。

根據 2016 年國家統計局發布的農民工監測數據，未與單位或雇主簽訂任何勞動合同的農民工比例為 64.9%。按照
2016 年的 2.82 億農民工來算，這就已經是是 1.83 億的靈活就業人員。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比例在 2013 年之後一直呈逐年上升趨勢。而此後數年的監測報告，未再公布這一數據。

製圖：金角財經

假如我們仍取 2016 年的 64.9% 這個比例，結合 2021 年的農民工總數約為 2.93 億，我們可以得出一個數字：

1.9 億。

這與前不久公布的 “2 億靈活就業人員 “，相差無幾。

在農民工中從事行業中占比最多的，則是製造業與建築業。

截圖自《2021 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

以製造業為例，2021 年，有約 7900 萬農民工進入製造業。

世界銀行在 2004 年與 2011 年做的中國製造業抽樣調查中，企業平均使用臨時工的比重為 34.66% 與 20.57%。

而按照今年 3 月發布的一篇名為《不穩定就業與農民工市民化悖論：基於勞動過程的視角》的論文引用的案例：

武漢市一家從事家電生產的大型企業，該企業共有員工 3475 人，在 2075 名一線普通工人中，企業直接聘用的合同工僅有 171
人；從勞務派遣公司雇用的員工為 846 人；臨時工 1058 人。臨時工比例為 30.4%。

假如我們隻算臨時工，取三個數據的平均值 29.7% 來算，製造業也有至少 2300
萬的靈活就業人員。（而事實上，大多數時候，勞務派遣員工亦可被算作靈活就業人員，根據全國總工會研究室的一份調查，2020
年中國有 3700 萬的勞務派遣工）

數據更為確切的是建築行業。

綜合國家統計局數據，2017 年我國建築行業從業總人數為 5535 萬人中，農民工中從事建築行業總人數為 5415
萬人——也就是說，我國建築行業從業者的 97.8% 都是農民工。

而根據《中國靈活用工發展報告（2022）》的測算，我國建築業就業人員中約有 76.6% 為靈活就業人員。

取這個比例換算，綜合 2021 年的農民工監測數據，我們將得出一個數字：5557 萬。

也就是說，僅僅製造業與建築業，就有接近 8000 萬的靈活就業人員。

加上 3000 萬的家政工，這三個傳統行業就已經撐起了靈活就業人員的大半壁江山。

靈活就業新形態

時代是一個循環。

正如當初農民工取代了 ” 下崗再就業人員 ” 的主體地位，靈活就業人員也在新舊交替。

眾所周知，流水線上、建築工地裏的年輕人，越來越少了。

根據《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數據，2015 年製造業勞動力 30 歲以下占比 28.2%，30-45 歲占比 45.7%，45
歲以上占比 26.2%；到了 2019 年，30 歲以下占比降為 21.4%，30-45 歲占比升為 46.1%，45 歲以上占比升為
32.4%。

無論是 30 歲以下比重下降的 6.8 個百分點，還是 45 歲以上比重提高的 6.2 個百分點，均高於全行業變化。

建築業也一樣。

根據《2021 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建築業內的農民工平均年齡，已經由 2008 年的 34 歲，增長至 2021
年的 41.7 歲。

工地上的農民工

從年齡構成來看，50 歲以上農民工占比 27.3%，比上年增長 0.9%，是增幅最大的年齡組；21 至 30 歲農民工占比
19.6%，首次突破 20%，降幅達 1.5%。

不幹建築，不進工廠，新一代靈活就業人員都在幹嘛？

答案是互聯網平台。

他們還有一個特別的稱謂，叫新就業形態從業者，最為人熟知的有這幾種：快遞員、外賣員、網約車司機。

他們正有成為靈活就業人員新主體的趨勢。

市場調查機構弗若斯特沙利文發布的《全國網約車司機生存狀態調研報告》顯示，中國大陸網約車司機人數超過 3000
萬。其中持證司機數量由 21 年 1 月的 308.6 萬，增至 22 年 1 月的 398.8 萬。

中國郵政快遞報社發布的《2019 年全國快遞從業人員職業調查報告》顯示，從 2016 年至 2018 年，中國快遞員數量增長了
50%，總數量已經突破 300 萬。去年 6 月，人民政協報報道稱，全國快遞員數量達 335
萬。

外賣員則更多。據國家統計局相關數據，截至 2021 年底，中國已有至少 1300
萬名外賣騎手。

隨處可見的外賣騎手

這還不是結束。

可以預見的是，即使我們時常抱怨，新就業形態從業者的工作多苦多累，靈活就業人員多麽缺乏保障，新就業形態從業者的數量也還將持續上升。

原因有兩個。

其一，是因為新的平台正在不斷出現——自媒體從業者、短視頻創作者、網絡主播 ……

或許有一天元宇宙裏也能有靈活就業人員。

但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

這次搶著進場的，不僅僅是從傳統行業逃離的農民工。

還有，嗷嗷待哺的 ” 畢業生 ” 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