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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萬人離開京津冀,新一輪“大戰”一觸即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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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人口保持機械增長將是接下來地方競速的發力重點,而繼2017年“搶人大戰”推動具有一定學曆和技能的人口基本實現“零門檻”落戶後,新一輪“搶人大戰”是時候開始了。

近期,各省份陸續發布2022年國民經濟發展情況,在“2022年全國人口減少85萬”的大背景下,地方人口數據變化尤為引人關注。

在已公布的23個省份中,浙江以淨增37萬人位列第一,因“人口第一大省”廣東尚未披露數據,其能否蟬聯“人口增量冠軍”還有待確認;湖北、安徽以淨增14萬人並列第二,江西則以10.58萬增量排在第四位,緊隨其後的江蘇、廣西淨增人口也突破兩位數,達到10萬人。

總體來看,雖然目前已有6個省份實現兩位數人口增長,在不算上廣東的情況下,已追平2021年。但銳減的增量數據,直白地暴露了各地的人口壓力——

一方麵,2021的增量“佼佼者”紛紛被調減。除浙江增量接近減半外,湖北、江蘇、福建人口增量分別減少40.74萬、18.1萬、25萬,廣西減少得最少,增量從18萬回落至1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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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從區域來看,回調趨勢同樣明顯。其中,長三角2022年常住人口增量十年間首次跌破100萬人,實際僅增加47.46萬人。而京津冀的情況更不容樂觀,繼2021年減少29.84萬人後,2022年人口流失規模進一步擴大,達到42.3萬人。

按照學界的觀點,人口負增長一旦開始,將會持續較長時期。這意味著,吸引人口保持機械增長將是接下來地方競速的發力重點,而繼2017年“搶人大戰”推動具有一定學曆和技能的人口基本實現“零門檻”落戶後,新一輪“搶人大戰”是時候開始了。

長三角:增量跌破50萬

截至目前,23個披露數據的省份中已有16個人口自然負增長。其中,山東、河南、安徽、甘肅首次由“正”轉“負”,北京則是在2003年短暫出現負增長後,20年間第二次負增長。

對比來看,2021年人口自然負增長省份一共是13個。當然,越來越多省份開啟“負增長”狀態,並不令人意外。正如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一位研究員所言,當生育更替水平低於2.1,“一定會在未來某個時刻走向負增長”。

自然增長乏力,機械增長成為地方“穩人口”的主要辦法——通過吸引外來人口,實現人口淨增長。上述研究員提到,上海、江蘇等地雖然此前執行了較為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但通過大量吸引外來人口,在人口規模上一直表現不俗。

數據顯示,2021年上海、江蘇人口自然增長率首次轉負,分別為-0.92‰、-1.12‰,浙江、安徽保持正增長,但也隻有1‰、0.05‰。在這樣“緊平衡”的狀態下,長三角全年淨增人口達到109.21萬人。

到了2022年,安徽也轉入自然負增長,“-0.93‰”對應減少5.7萬人,而浙江自然增長率也已逼近臨界線,自然增加人口僅0.3萬人。也就是說,在浙江、安徽全年淨增人口中,分別有36.7萬、19.7萬是“受吸引而來”。

需要強調的是,長三角作為經濟高度活躍的地區,長期保有較高的人口吸引力,過去十年間,區域內常住人口增量規模一直保持在100萬人以上。但2022年三省一市淨增人口僅47.46萬,創曆史新低。其中,上海人口減少13.54萬人,為10年間人口減少最多的一次。

京津冀:減量超40萬人

京津冀的情況更不容樂觀。繼2021年負增長29.84萬人後,2022年人口流失規模擴大至42.3萬人。

具體來看,北京已連續六年常住人口“溫和”負增長,2022年人口減少最多,為4.3萬人;天津則連續兩年淨減少人口規模在10萬水平;最大的變化發生在河北身上,繼2021年減少15.84萬人後,2022年流失規模接近翻倍,達到28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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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增長構成來看,京津冀2021年自然增長率分別為0.96‰、-0.93‰、-0.43‰,2022年北京也轉負(-0.05‰),天津尚未公布相關數據,河北則進一步擴大至-1.71%。由此計算,在河北去年減少的28萬人中,自然負增長12.7萬人,意味著還有15.3萬人淨流出;北京自然減少0.1萬人,人口淨流出規模則達到4.2萬人。

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陳耀在受訪時指出,隨著京津冀在全國大盤中經濟份額減小,在此背景下,就業崗位變化勢必會影響人口流動。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2年京津冀占全國GDP比重為8.29%,而2012年這一份額為9.5%,十年間呈現下降趨勢。對比來看,同期長三角占全國GDP比重保持相對穩定,2012年為23.7%,2022年為24%。

有觀點認為,北京作為京津冀地區吸納人口的主力,2014年開始主動“減量發展”後,常住人口減少是一個必然結果。但如果河北“兜不住底”——除了就業崗位,還有營商環境、公共服務品質,都會影響普通人“用腳投票”的選擇,進而影響整個區域的人口規模。

此前,在以“動批”為代表的北京商貿服務業外遷過程中,河北承接了大量人口,2014年至2020年常住人口年均增加22萬人。但其中一些產業遠離了北京又很難存活,打工人“往就業崗位多的地方去”也就在情理之中。

一位人口學專家也提到,京津冀的經濟分布結構與長三角、珠三角很不一樣,除北京外,其他兩個省份吸納就業的能力相對較弱,而北京又更傾向於“高精尖”,如先進製造業、高端服務業,但從人口結構看,“現在流入流出的人口中,高端人才畢竟是少數。”他提醒道。

江西貴州由負轉正

從2022年各地常住人口的變化中,還可以看到,產業發展已成為一些地方“扭虧為盈”的主要籌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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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江西為例,常住人口增量由2021年的-1.46萬人轉變為2022年10.58萬人,這裏麵,自然增長僅1.1萬,機械增長達到9.48萬人。

內蒙古的情況相似,常住人口增量由2021年的-2.8萬人轉變為2022年的1.17萬人,不同的是,其自然增長人口仍然為負,減少5.4萬人,通過吸引6.57萬外來人口,方才實現“轉正”。

陳耀表示,江西這兩年“漲勢”不錯,把稀土、鋰礦等戰略性資源的優勢發揮了出來,在培育新能源產業上有不錯表現,能夠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而內蒙古除了畜牧業外,能源基地建設、“東數西算”工程等布局,都為其吸引外來人口提供了支撐點。

不過,另外兩個“轉正”的省份,形勢仍頗為嚴峻。

其中,貴州常住人口增量雖然由2021年的-6萬人轉變為2022年的4萬人,但具體來看,其人口自然增長就有14.3萬人——是已公布人口數據的省份中自然增長量最多的一個,也就是說,貴州還沒有足夠的吸引力,留下“自己人”。

而甘肅2022年淨增2萬人,其中包括機械增長人口2.1萬,但在陳耀看來,甘肅尚未培育形成新的經濟動能,產業上缺乏亮點,還將麵臨比較困難的人口外流局麵,“一個年度的數據不能說明問題”。

顯然,經濟和人口是聯動的。數據顯示,貴州人均GDP曾長期排名全國最末,在2015年、2017年、2018年連續超越甘肅、黑龍江和廣西,排名升至倒數第四,而甘肅在被貴州超越後,至今排在最後一位,2022年人均GDP僅4.5萬元,約等於浙江人均GDP的38%。

該拿什麽吸引人口?

長三角是不是在“虹吸”京津冀的人口?目前披露的數據還不能直接證明這一點,但在產業集群化發展的發展思路下,細分行業向特定區域集中的趨勢也愈發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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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根據第三方招聘平台數據,杭州日前放話“吸走”了北京和上海的人才,而流入杭州的人才中,有近三成進入了“IT\互聯網\遊戲”行業——杭州的優勢領域。(猜你想看:《“虹吸”京滬?杭州離一線還有多遠》)

在陳耀看來,區域格局中,產業分工和崗位多寡是影響就業人口轉移的關鍵。他強調說,一個地方的吸引力有多大,取決於區域內的就業崗位和公共服務品質。特別是隨著Z世代走向社會,地方政府更需要研究當代年輕人的需求,有針對性地提供供給。

按照受訪專家的觀點,鼓勵支持生育的效果並不能很快顯現,在2017年那一輪“搶人大戰”拉平了絕大多數城市的落戶門檻後,接下來應該拿什麽吸引人口保持機械增長,是考驗,也是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