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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畢業怎麽就成了孔乙己?

關於 ” 孔乙己 ”
的討論似乎沒有經過特別的發酵,卻以一種類似時代詞典的方式,進入了微不可察的日常生活語境裏,大學生為五千元的平均月薪叫屈,是觀念裏脫不下長衫;放棄白領工作去做體力活兒,則是勇敢脫掉了
” 長衫 “,各種活法,來來去去,總是有關 ” 長衫 “。

這個詞最開始出圈時,僅一句話,就足以俘獲千萬年輕人內心的強烈認同:

” 如果沒有上大學,我可以開開心心進廠擰螺絲。如果沒有上大學,我可以毫無負擔地擺地攤 ……
學曆不但是敲門磚,也是我下不來的高台,更是孔乙己脫不下的長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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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到萬家》劇照

找不到工作的大學生自比孔乙己,代表學曆、讀書人身份的長衫,成了束縛求職廣度的枷鎖。

很多時候,自嘲是一種有意或無意識的生存手段,是一種認知層與環境的磨合與部分妥協。

” 脫不下來的長衫 “,也許並不止代表精神上的束縛,也代表不妥協的那一部分,與曾經流行的 ” 喪 ” 文化、” 躺 ”
文化有類似之處:多少人一麵自我調侃,一麵繼續奮鬥。

而妥協,往往是介於他者評價與自我說服之間的一種動態概念。真正的妥協,是 ” 自願 ” 當家庭主婦的農村女孩,即便被解讀為 ” 個人選擇
“” 自由意誌 “,但本質上,依然是一種向不夠理想的大環境的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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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引起熱議的《我:畢業 5 年,存款 5000 她:中傳碩士,火鍋店保潔》

這麽看,因無法找到工作而被迫失業,或自認為降低尊嚴與個人價值屈就的大學生們,是否同樣應該被相信全然出於個人自由意誌?

任何時代,個人選擇都是離不開環境的,個人對內的自圓其說,與對外的解構和立場,都不該忽視大環境這缸渾水。

魯迅在《孔乙己》裏描繪的,是一個具體的、把人逼成 ” 似人非人 ” 的涼薄社會,而我們在現實中唱哀的,卻更多是抽象而不準確的、所謂 ”
眼高手低 ” 的青年觀念。

將對 ” 孔乙己 ” 的自喻和自嘲,全部歸於個人的淺薄與短見,屬實曲解了魯迅的良苦用心。

現代社會的真正悲劇,是十數年苦讀教科書,卻仍然沒能弄明白孔乙己真正的寓意,是孔乙己仍然可以被當做 ” 再讀已是書中人 ”
來唏噓自嘲。

可笑的不是孔乙己

評價一個虛構小說中的人物,不可能脫離作者來談論。

魯迅筆下的孔乙己是一個舊式社會的注腳,也是注定要隨著舊時代消逝的人物,但對於孔乙己,魯迅的態度,憐惜是大於嘲諷的,是 ” 哀其不幸 ”
大於 ” 怒其不爭 ”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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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

作為清末民初的標準讀書人,孔乙己知道 ” 茴 ”
字的四種寫法,卻考不上秀才,因為沒有其他營生,他的生活窘困潦倒,不拖欠酒錢,卻偷書度日。迂腐懦弱的性格裏,倒也有著溫良的一麵。

這樣一個人,的確不討喜,但要說恨,其實也是恨不起來的。

真正可恨、可笑的,是與孔乙己處於同一個環境,且某種程度代表著大環境腐變的另一些人。

小說裏孔乙己一共出現了四次,第一次出場,魯迅就將他置於了一個具象的情景裏:魯鎮酒店裏,”
掌櫃是一副凶臉孔,主顧也沒有好聲氣,教人活潑不得;隻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幾聲 “。

這無疑是一個充滿冷漠與涼薄的、圍聚烏合之眾的環境。” 沒有他,別人也便這麽過
“,孔乙己是一個可有可無的存在,或者更準確地說,沒有地位的讀書人孔乙己,對他人而言是可有可無的存在。

作為一個典型的封建文人、清末的科舉擁護者,” 唯有讀書高 ”
的古板進仕思想在孔乙己腦袋裏根深蒂固,但這種思想慣性,同時也在彼時代其他大部分封建文人腦海裏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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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乙己》

彼時正處於科舉製地位的下降階段,但 ” 中舉 ”
在大部分封建文人內心的至高地位依然根深蒂固,剛剛過去沒多久的、他們所成長和經曆的時代,多少底層讀書人靠科考改變命運,即便沒能取得功名,讀書人大體上也是受社會尊重的。

但到了民國,孔乙己幾乎是必然地成為了時代的炮灰,傳統的知識失去了意義和尊嚴,西學開始東漸,實業救國成為潮流。

決定封建社會 ” 士人 ” 地位的唯一道路 ” 學而優則仕 ”
失效了,沒能進入官場成為統治者的一員,孔乙己便注定隻能是一介書生,不為社會所接納,隻能被群眾嘲笑、欺淩和侮辱。

即便陷入窮困,即便沒錢到 ” 店麵隔壁的房子裏,要酒要菜 “,隻能與處於社會底層勞工的 ” 短衣幫 ”
一起站著喝酒,他也堅持不願意褪下身上的長衫,固執而幼稚地用一些表麵象征來維持自己讀書人的身份。

讀書人,或者說,” 做題家
“,在一條相對穩妥的、看得見規則的道路上按部就班成長十幾年,內心懷揣著某種最強烈甚至是唯一的價值理念,進入真實世界後,陡然發現,現實規則並非如此,或是曾經行得通的秩序出現了意想不到的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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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狐書生》劇照

這個時候,又如何能指責他們抓不住時代潮流,嘲笑他們的迂腐和守舊呢?

總之,孔乙己的悲劇不是他一個人的悲劇,而是許多舊文人的悲劇,也許孔乙己的確酸腐、懶惰,但他的根本悲劇並不是自身的性格弱點造成的,而是科舉製度下的封建思想封建等級觀念造成的。戕害者,既是那些冷漠的權勢擁護者,也是環境秩序本身。

多餘的人

描繪知識分子的墮落和淒苦,是現當代中國作家的一大愛好。

百年前,俄國文學裏的 ” 多餘人 ”
這一概念被一批五四作家轉譯傳送到了中國,演化成一種獨特的、具有鮮明左翼色彩的苦悶知識分子群像,他們在中國作家筆下被稱為 ” 零餘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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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餘人 ” 奧涅金與連斯基的決鬥

最早在浪漫主義作家鬱達夫的短篇小說《沉淪》裏,主人公心懷抱負,卻處處受挫,無力反抗環境,卻又沒辦法完全妥協於現實,苦悶與孤獨中,隻能轉向戀愛和情欲尋求精神寄托。

鄭振鐸在《俄國文學史略》(1942)裏分析:主人公 ” 一以貫之的氣質,就是孤獨、內省、敏感、自卑,憤世嫉俗而又負載著不堪忍受的感傷
……
惡濁的社會侮辱他的良心,歧視他的才情,又磨損他的敏感,使他失去正常的人性發展的餘地,轉而以反常的病態向社會施以懲罰,也向自身實行自戕。”

俄羅斯文學裏的 ” 多餘人
“,大體指接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貴族知識分子,他們擁有高尚的理想,卻遠離人民,雖不滿現實,卻缺少行動,且多半無能改變現狀,隻能在憤世嫉俗中白白地浪費自己的才華,成為一個苦悶憂鬱的多餘人。

這一形象最早出現在屠格涅夫發表於 1850
年的小說《多餘人日記》裏,主人公丘爾卡圖林一事無成,愛情失意,疾病纏身,在死亡迫近之時,他隻能沉湎於遠離生活的內心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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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格涅夫《多餘人日記》

這麽看,從百年前的 ” 多餘人 “,到今天的 ” 孔乙己
“,都是在時代洪流中找不到個人定位的知識分子形象。經受著理想與現實的撕裂,自小接受的教育理念與冰冷的外部環境之反差,逐漸變得迷茫和苦悶。

迷茫和苦悶,本身不是問題,即便不拿知識分子說事,這些也符合人性邏輯的軟弱性和妥協性。

但值得一提的是,鬱達夫認為,” 真正的零餘者,是對社會沒有任何用處的人 “。

這麽看,” 孔乙己 ” 們某種程度上也是 ” 零餘者 “。不過,” 零餘者 ”
的邊緣感更多來自時代的更迭和變動,強調對外的抱負性失落,” 孔乙己 ” 們則更多朝向對內的個人迷失。

將全部青春年華寄托在科舉取士這唯一一條路上,此路不通,也不再有讀書寫字之外的優勢與技能,孔乙己被迫成了一個 ” 零餘者 “。

而這個現狀,是他在一心苦讀的時候,在滿懷壯誌趕赴考場的時候,所沒能料想到的。

從人性的基本邏輯層麵,這種精神上的緩衝與麻木,其實應該得到一定理解與允許。

人們難免為孔乙己身上那股 ” 讀書人的清高 ” 感到可笑,同時也在嘲笑那種用理想主義來包裝個人利己主義的酸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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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醒年代》劇照

時代的規則忽然改變,滿腹經綸忽然變成華而不實的精神包袱,就像現代社會那些惹人厭煩的滿口 ” 之乎者也 ”
的讀書人,他們口中的理想和抱負,或者索性說隻是個人的目標和執念,在變動的社會規則麵前都顯得愚蠢且可笑,都被理解為了魯迅筆下剪不掉的辮子。

隻是需要知道,有的人剪不掉辮子,是迫於強權或對強權的貪慕、恐懼,但也有的人,是因為從來便聽到唯一的聲音:隻有保留這根辮子,唯有讀書這一條路,你才有可能在這個世界謀得尊嚴和人權。

而相比起外露的 ” 辮子 “,” 長衫 ”
更多代表一種內化的文化人偏執,某些時候,這股偏執甚至可以被討巧地理解為理想主義,因此顯得更體麵、更文明,當百年後的大學生們以之自喻,似乎便合乎情理了許多。

擰巴的理想

約莫距離高考還有四個月時,湖南某中學傳出的一則高三學生演講視頻引發爭議。視頻裏,一名戴著厚厚眼鏡片的女學生,激情飽滿地對著鏡頭呐喊:”
淩晨 6 點的校園真的很黑,但 600 多分的成績真的很耀眼!”

類似 ” 誓師 “” 自我激勵 ” 這種活動,恐怕大部分中國高中生都經曆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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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高考》

我記得自己高三那年,約莫在高考前一個月,學校也舉行過徒步十公裏的 ” 義行
“,眾師生皆鬥誌昂揚,高舉代表集體榮譽的班級和學校旗幟,穿著印有勵誌標語的製服,頂著大太陽徒步一個下午過來,汗流浹背,麵紅耳赤,似乎已經打完了高考這場未戰之役。

將考場喻為戰場,是我們幾千年來的傳統。

戰場,是非勝即敗的,敗者是沒有尊嚴的。害怕失敗的人、不敢失敗的人,一刻不敢鬆懈地鉚足勁,披星戴月,十年寒窗,衍生出了獨屬於讀書人的勵誌哲學。

做一件不容易的事,適當發揮主觀能動性,是人的生存本能與哲學,但主觀能動性超出了必要限度,就會質變扭曲。

比如,好不容易考上六百分的學生,四年大學畢業後,發現自己仍然不能找到理想工作,少年理想在現實麵前碰壁,恐怕又難以自洽了。

據今年 3 月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今年 1 至 2 月份,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平均值為 5.6%,16 至 24
歲的年輕人的失業率為 18.1%。

而在我們當下的社會文化裏,腦力勞動者的地位仍然在很多層麵高於體力勞動者,辦公室裏的白領,仍然比藍領擁有平均更高收入和尊嚴感,比服務行業、製造業等等更是有過之而不及。

長久以來的勞動價值鄙視鏈,很難支持我們從相對單一的人生追求路徑裏脫身。大企業加班成風,三十五歲危機如達摩克斯之劍,文科生跟風轉碼,年輕人鉚足勁考公,與考研、考編並列為宇宙盡頭三大道。

在社會工作分工細化程度不夠的環境下,我們很難指責一個大學生不肯 ” 自降身價 ” 回農村、進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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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到萬家》劇照

即便是短暫放棄競爭,縮回家裏閑置,必然也會遭到一如既往地嘲諷。

如果真的咬咬牙脫下 ” 長衫 ” 去擰螺絲、送外賣(雖然這兩者也並不容易),隻恐怕,又會開始流行以駱駝祥子自居自嘲了。

真正可悲的,是從小被老師和家長耳提麵命灌輸 ” 讀書才有出路 ” 甚至 ” 讀書就會出路
“,長大後進入社會,卻發現讀書與學曆並沒有那麽 ” 值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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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他鄉挺好的》劇照

因此,從根本上,讓人唏噓的,不是讀書人,更不是讀書本身,而是將讀書自視過高,寄予太多不切實際功利期望。讀書改變命運,但讀書不是功利的捷徑。

時代詞典裏,流行和自嘲永遠是一種必要的表達和發聲,年輕一代有自己對世界的理解,他們需要安慰,需要激勵,更需要被看見與被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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