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任命周看接替迪恩·巴奎成為下一任主編。時報出版人A.G.蘇茲伯格周三宣布了這一消息。
周看曾任駐華記者，期間曾兩度獲得普利策獎。他幫助時報新聞編輯部轉型為一個更靈活、更快速、更適應數字時代的機構。2012年，他還幫助推出了紐約時報中文網。https://t.co/s6lxtng2yP
— 紐約時報中文網 (@nytchinese)
April 20, 2022
現在，他肩負起開創時報下個篇章的重任。這家有171年曆史的新聞機構正在采用周看35年前就已欣然接受的全球視野。
自2016年起擔任時報執行主編(managing
editor)後，周看建立了一個紐約、倫敦和首爾輪轉的24小時運營中心。為了適應數字時代，在他的幫助下，時報對一個把重心放在紙質媒體的新聞編輯部進行了改造，使其變得更加靈活，並推出了實時的新聞更新，時報認為，這個做法可以讓它在速度和即時性上與有線電視和社交媒體展開競爭。
“這個時代，人們接觸新聞的方式變得如此之快，新聞機構的主編應該是傾向於說‘行’，去嚐試、去試驗的人，”時報出版人蘇茲伯格在接受采訪時說。“喬（周看的英文昵稱——譯注）是所有出任這個職位的人中最精通數字技術的人。”
雖然在時報的影響力很大，但與即將離任的主編迪恩·巴奎相比，周看在人們麵前顯得更安靜、更矜持。今年6月上任後，他需要在政治兩極分化、虛假信息和不信任盛行的時刻，領導全球1700名時報員工，找到時報在重大變化中的位置和方向。
“他將不得不在保持我們獨立性的同時，繼續加強一個既有天資又有能力的職工隊伍，這給人以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的感覺，”巴奎在接受采訪時說。
周看曾擔任《華爾街日報》駐外記者，該報前出版人戈登·克羅維茨說，周看的預知能力會對他大有幫助。“喬對事情有清楚的認識由來已久，盡管他對事情的看法有時讓他感到孤獨，”克羅維茨說。
出身富裕家庭、有過不幸經曆
周看出生於1964年8月19日，是利奧·坎恩的三個孩子中的長子。利奧·坎恩是波士頓富商、大賣場零售的先驅。周看英文全名Joseph
F. Kahn裏麵的F不是任何名字的首字母；他的父母隻是想讓兒子的名字有與約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相同的首字母縮寫。
利奧·坎恩是立陶宛移民的兒子，曾短暫地擔任過記者，後來在美國東北部成功地經營連鎖超市和健康食品店。20世紀80年代中期，他創辦、投資了史泰博(Staples)，這個辦公用品連鎖店如今已經無處不在。
他的童年生活優裕，但被不幸中斷。周看10歲時，47歲的母親多蘿西因癌症去世。直到自己的孩子到了那個年齡後，他才開始理解母親去世的全部影響。
“它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周看在一次采訪中回憶道。
父親很快再婚，但他們家中的平衡被打破了。周看14歲時成為馬薩諸塞州康科德的精英學校米德爾塞克斯的學生，雖然他家離學校隻有30分鍾的車程，但他以寄宿生的身份就讀該校。從那時起，他再也沒有整年在家裏住過。
周看(Joseph F.
Kahn)1987年大學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是為《達拉斯晨報》報道得克薩斯州普萊諾市的新聞，他對緩慢的職業發展前景沒有耐心。
“我意識到，按時交稿，在新聞報道中偶爾塞進幾個貼切的詞，也許不會讓我取得比報道市政廳更重要的成就，它成不了什麽大事，而且還是在多年的努力工作之後，”周看多年後在哈佛校友自我介紹中寫道。“突然間，一個擁有10多億人口，但外國記者人數顯著稀少的國家吸引了我。”
這個國家是中國，周看的一位教授已把中國可能成為下一個重大故事的念頭灌入他的頭腦。雄心勃勃的年輕記者們當時都想去莫斯科和耶路撒冷等廣受關注的分社；周看的想法是，當時尚未成為關鍵大國的中國，會給他一個更好的脫穎而出的機會。
周二，現年57歲的周看被任命為《紐約時報》的下任主編，這是他在做出當駐外記者的決定以來，在新聞行業穩步晉升的頂峰。駐華期間，他兩次獲得普利策獎，領導了對暴行和腐敗的報道，其結果人們至今仍能感受到。在中國，他還遇到了未來的人生伴侶。
他在哈佛大學時的朋友回憶說，年輕時的周看異常理性，而且雄心勃勃。他成了本科生的校報《哈佛深紅報》的明星記者，承擔起報道大學領導層的高聲譽任務。
“我很難在十幾歲的喬和50多歲的喬之間找到任何明顯的區別，”電視製片人兼記者邁克爾·赫肖恩說，他和周看都曾任《哈佛深紅報》的編輯。“他現在可能比那時隨和了點。”
周看鍥而不舍的報道曾一度讓哈佛大學校長德裏克·博克不快，於是禁止校方管理層接受《哈佛深紅報》的采訪。多年後，周看喜歡回憶這段往事，那是一次新聞工作引起當權者注意的經曆。“那有一種上癮的感覺，”他說。
1986年，周看被選為《哈佛深紅報》社長，接替了傑夫·朱克。“選擇喬差不多是大家一致同意的，”後來擔任NBC環球和CNN高管的朱克在一次采訪中說。“我會把那個時候的他描述為安靜、嚴肅、聰慧、有一種狡黠的幽默感，而且經常抽著煙。”（周看說，他已在20多歲時戒煙。）
在得克薩斯州《達拉斯晨報》的第一份工作幹了一段時間後，周看在他以前的教授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的建議下重返哈佛，開始為去中國工作做準備。他成為東亞研究碩士生，選修了中文課。（赫肖恩猜測，周看決定專門研究中國，“完全是因為其困難程度”，但周看說那隻是部分事實。）
到1989年春天時，教授的預言變成了現實：全世界都在關注著天安門廣場的學生抗議活動。周看決定暫停在哈佛的學業；他拿了一張旅遊簽證前往北京，到前線去做報道，還說服了他在達拉斯工作時的編輯刊登他發回的報道。
幾周後，他被驅逐出境。
在中國的生活
那件事發生在6月的一個下午，中國的安全部門突然將一名正在北京郊區一個村子采訪農民、留著一頭卷發的年輕美國記者捕獲。警方扣下當時24歲的周看，把他帶上一輛麵包車，指控他違反了戒嚴令。他被迫在一份對所謂罪行所做的“自我批評”上簽字，他被勒令離開中國，否則將麵臨牢獄之災。
時任時報北京分社社長的紀思道(Nicholas D.
Kristof)對這件事做了報道。“他安靜、聰明、善於思考，在放鬆的外表下隱藏著一種專注，”紀思道回憶年輕時的周看說道。
回美國後，周看念完碩士，之後重返達拉斯，在晨報國際部任編輯。很快，該報同意讓他擔任亞洲記者，常駐香港。他從香港發回的中國女性遭受虐待的報道幫助該報獲得了1994年的普利策獎。
1993年底受聘於《華爾街日報》後，周看改駐上海，上海對當時的美國記者來說是個難得的機會。同事凱西·陳對周看的回憶是，他揶揄人但不過分。“他有說笑話但自己不笑的本事。”
他的事業也在蒸蒸日上，直到一個錯誤的選擇讓他的事業受到威脅。
周看32歲時被任命為《遠東經濟評論》的主編兼出版人，這是《華爾街日報》母公司道瓊斯旗下的一個周刊。這個職位對他並不合適：老記者對相對缺乏經驗的周看持懷疑態度，而且他從未有過管理一個專業出版物商業事務的經驗。僅三個月後，他就回到《華爾街日報》再次當起了記者。
事後，周看把重新當記者稱為一件好事：他的報道很快讓他於1998年在時報獲得了一份工作。雖然他不得不在一個不熟悉的新聞編輯室重新開始，但他說，那也是吸引他的部分原因：“我很高興能再次證明自己。”
在美國從事了一段對華爾街和經濟方麵的報道工作後，周看於2002年重返中國。他對中國政治和金融交易所做的積極報道惹惱了敵視自由媒體的領導人。2003年，時報的一名中國研究員趙岩被逮捕，政府指控他泄露國家機密；周看幫助領導了釋放趙岩的努力，並出庭為他辯護。
2006年，周看和記者吉姆·亞德利共同撰寫的關於中國陳舊法律製度的調查報道獲得了普利策獎。次年，他與曾在世界銀行工作的香農·吳結婚；他們現在和兩個兒子一起住在曼哈頓的格林威治村。
2008年，周看回到紐約擔任編輯。在公司資金短缺的情況下，他幫助推出了紐約時報中文網，那是一筆數百萬美元的投資。在該網站於2012年推出後不久，周看所在的編輯團隊不顧中國政府的強烈反對，發表了一篇由財經版主導的有關中國統治階層隱藏財富的調查報道。
中國大怒，屏蔽了時報網站；十年後，讀者仍無法從中國大陸訪問時報網站。蘇茲伯格在接受采訪時說，這件事表現了周看對“基本信念和原則”的堅持。
“他總把新聞獨立性這個核心價值觀放在首位，”時報出版人說。“對我來說，讓你對一個人的脊梁骨有多硬有所了解，是一個真正有意思的時刻。”
周看出任時報主編之際，也是許多美國人不信任主流新聞來源，虛假信息戰術正變得越來越高明的時候。他在采訪中承認，他與精通宣傳和欺騙的中國官員打交道的經曆，有了新的現實意義。
“我不會想到，在中國當外國記者，對2022年的時報主編會是個很好的準備，”周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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