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做核酸大喊”憋了很久” 上海公務員用英語安撫

4月11日下午1點半，我背著書包、拖著行李、扛著睡袋，來到虹橋街道榮華居委會榮一工作站，開始了我的市級機關公務員下沉一線日子。

左一為口述者。

巴黎花園、馬賽花園、維也納廣場、倫敦廣場……小區名字聽起來是不是挺國際化？榮一工作站所在區域算是古北一期，從1992年起陸續開發，現有約有2000多老外居住在此，占整個榮華居民區外籍人士總數的三分之一。大概是“專業對口”的考慮，我被組織安排到這個國際社區。

對我來說，在一線參與抗疫並非第一次。2020年2月29日，作為首支中國援外抗疫醫療隊成員，我隨同中國紅十字誌願專家團成員趕赴伊朗德黑蘭。在之後的27天日子裏，我們既向當地官方、民眾介紹抗疫經驗，也為中國大使館、中資企業、華人華僑提供幫助。如今，我的“戰場”從海外移到家門口，更應該奮發努力，真正做到守土有責、守土盡責。

中國紅十字誌願專家團成員在伊朗機場。左一為口述者。

“我憋了很久、我要‘自由’”

下沉到榮一工作站不久，居委會就安排社區全員核酸，初來乍到的我負責掃碼。居民陸陸續續下來，一個白人老外剛見到大白就開始大聲用英語嚷嚷提“抗議”，大意是“我憋了很久了”、“我連小區門也出不去”、“我要自由”之類的。中外居民在旁邊看著，整個場麵有點尷尬。

外事工作經驗告訴我，多數外籍人士未必真正不滿上海的防疫政策，隻是很多時候在家時間待長了，需要找個途徑來發泄情緒。於是，我就用英語告訴他：我們也很想出去。我們現在是同一條船上的人。你如果想盡快出去的話，就應該配合做核酸。哪天能出去了，我和你一起走。他聽了，衝我笑笑，做了個表情，然後就去排隊了。采樣現場恢複了之前的秩序。

穿上大白工作服

還有一次，下來了兩個沉默不語的西班牙人。按常理來說，南歐人都比較熱情開放，喜歡嘰裏咕嚕講個不停，因此直覺告訴我，他們今天的精神狀態很一般。當時掃碼的人不多，我就和他們聊起了在西班牙的經曆，包括我在巴塞羅那、赫羅納的所見所聞。聊著聊著，就感覺他倆開始眉飛色舞起來，話也越來越多。

從工作角度而言，我希望讓他們的精神狀態有所改善。畢竟老外的生活習慣、對疫情認識，都與我們有所區別，我們不妨多和對方交流交流，或者聽聽對方的牢騷，也是在提升他們對我們抗疫工作的配合度。因此，與有的工作人員掃完碼就讓老外往前走不同，我很願意跟他們多說幾句，比如“早上好”“祝你過得愉快”等。考慮到這裏日本朋友比較多，我還會用簡單的日語對其表示感謝。

“感覺你們太不容易了”

居委會幹部告訴我，多數老外平時不會和他們打交道，但這次靜態管理加上全員核酸，使老外看到了基層人員的工作狀態。有時候晚上10點多通知第二天一大早測核酸，我們這撥人有的趕忙通知居民，有的準備采樣點、做好現場預案。老外看著總是這幾個人在張羅事情，不管是否完全理解我們的工作，但我們的認真與堅持還是讓他們有所感動。這段時間下來，除了有人發發牢騷、宣泄情緒外，真沒見到誰在搗蛋、故意不配合的。

人心都是肉長的。無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看著居委會工作人員沒日沒夜地忙，有家不能回，多多少少會產生一些共情。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跟老外講大道理其實是沒啥用的，隻有做給他們看，他們才可能在主觀上予以配合。就有一次，幾位做完核酸的外籍居民還特意跟我們說，“你們辛苦了，感覺你們太不容易了”。

這段時間相處下來，我和一些外籍居民成為朋友。有位日本中年人，第一次下樓測核酸把鑰匙落在家中，我找鎖匠幫他開門，他花了500元有點沮喪；第二次下樓，我見到他就問“鑰匙帶了嗎”，他趕忙說“帶了帶了”；第三次下樓，他剛見到我，就趕忙從口袋掏出鑰匙，樂嗬嗬地朝我晃了晃。我倆都笑了。

那麽封控期間，老外的物資怎麽解決？就日本籍居民而言，除了居委會發放外，他們自己就會組織團購，小區的團購也會帶上他們。至於就醫，他們多去附近的國際醫院，居委會按規定都會為他們開出門證。不少日本居民在古北一帶開餐館，反正現在也沒有生意，店開著更浪費錢，於是索性就安安心心在小區待著。

工作場景

熱心的“洋雷鋒”

我發現，在這個國際化社區裏，還有幾位熱心的“洋雷鋒”。獲得過上海白玉蘭榮譽獎的丹麥人李曦萌算一個，他逢人介紹自己是“上海女婿”，有時還能說上幾句上海話。他們夫妻倆都是熱心人，夫人是小區的“團長”，先生當“團長助理”，幫大家采購搬運物資。

更重要的是，李曦萌在小區有影響力，有些工作由他出麵更方便。比如，前段時間小區成為“防範區”，但考慮到周邊情況決定提級為“管控區”，這讓一心盼著出門的老外很失望。為了讓大家繼續安心居家，李曦萌和居委幹部一起做工作，穩住了人心。

還有位很熱心的日本女士。前段時間區裏的物資到了，她就帶著4位日本男士與一個小朋友來幫忙。在做核酸的時候，她還會來幫我們維持秩序。看得出，她在小區日本居民當中說話好使，有不小的號召力。

我個人感覺，有些老外支持我們工作，甚至願意當誌願者，大概有三個原因：一是理解我們的防疫政策；二是我們居委幹部在小區紮得很深，和中外居民關係處得比較好，老外信任他們；三是這幾個老外本身就是熱心人。很多時候，因為這三個原因，讓老外與我們走得更近。

工作場景

忙完一天的活兒，我步行回“宿舍”，其實就是小區附近一家停業教培中心的小房間。沒有床，直接打地鋪。洗漱用的是兒童版的水龍頭與臉盆，有點小但能湊合用。和我在一起的居委會幹部比我辛苦多了，有的人已經20多天沒回家了。

“今天我們準備啟程回國了。”我在2020年3月26日從伊朗回國前的日記上寫到，“剛到德黑蘭的時候，當地民眾認為不需要戴口罩，如今街頭民眾出行大多佩戴口罩。抗疫工作已經走上正軌。”同樣的，雖然我不清楚這次還要下沉多少時間，但我相信，離開的那天，一定是上海取得抗疫勝利、恢複煙火氣的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