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保研，我把大學讀成了高三

嚴嘉萱第一次聽到“保研”這個詞，是在2018年高考完的那個暑假，她和暑期歸鄉的學長學姐一起吃飯的時候。

“就在那一刻，我就確定自己一定要得到它。”

嚴嘉萱自稱是個標準“小鎮做題家”。18歲之前，她生活在河南一座距離市區兩個多小時車程的縣城裏，縣中每隔一兩年會有一兩個學生考入985高校。彼時，她剛剛收到上海一所知名學府的錄取通知書，但沒有想象中開心——這麽多年來，她一直在做題、考試、複習的循環中打轉，最終換來一個還不錯的結果。沒有意外、沒有驚喜，一切都平淡得近乎無聊，她需要給自己即將開始的嶄新人生尋找新的目標。

於是，保研成了嚴嘉萱的新目標。

保研，全稱為“推薦優秀應屆本科畢業生免試攻讀碩士學位研究生”，一般每年9月下旬至10月下旬在大四學生中進行篩選，規則製定和操作權由各校掌握。全國僅有十分之一的高校有保研的資格，清北兩所頂尖高校的保研率在50%左右，其餘985高校的保研率基本在15%—30%之間，而雙非一本的保研率僅在3%左右。

盡管這是一場貫穿大學前三年的漫長戰役，但勝出者無需麵對三四百萬人報名、淘汰率高達85%的考研競爭，以及一年一度的“史上最難就業季”。因此，獲得一個保研名額，日趨成為當代大學生的最佳出路。

“想辦法讓老師記住你”

高考完的那個暑假，嚴嘉萱搜集了幾乎全縣所有985學子們關於“保研”的建議，初步明白了保研規則“分看考試成績和競賽科研兩個方麵”。大一入學沒多久，她就從校園網上下載了學院這一年度的保研細則，條分縷析地研究了各科績點的具體算法、科研競賽的加分規則、加權總成績的排名方式。而每年的保研細則，也成了嚴嘉萱前三年大學生活中的行動指南。

按照她的規劃，她在大一就加入了一個學長組建的科研團隊“抱大腿”——幫忙做些議程記錄、打印資料之類的瑣事，從而在最終成型的論文上掛上了自己的名字，拿到了第一個競賽加分。

〓嚴嘉萱準備的保研資料

她也從學長那裏了解到，對人文社科類學生來說，每門課程的閱讀報告、期中期末論文對最終的成績有多重要。於是，從第一門課程開始，她都會在作業上交周期的第一天提交作業，如果是五千字的作業，她會寫到八千字，還會貼心地附上目錄、注釋、參考文獻、頁眉頁腳。雖然作業內容，僅僅是某本書的讀後感；但形式上的鄭重其事，能向老師們直觀展現她有多麽精益求精。

作業字數的內卷普遍存在於可以保研的各大高校中的各個專業——畢竟這是最容易仿效也最易於操作的抬高“印象分”的方法。在某雙非一本讀本科的劉念透露，同學們會把五千字“卷”到八千字、一萬字、一萬五千字，絞盡腦汁去拚湊對一個簡單問題的長篇大論。字數抵達極限後，大家又開始尋求“形式上的創新”。最終劉念想到了一個可以脫穎而出的方法：在上交的每份作業後麵附上自己的查重報告，以證明這一萬多字都是自己的原創，而非複製粘貼。

抬高“印象分”最關鍵的一點是，想辦法讓老師記住你。

同樣就讀於某雙非一本的張妍總結了幾點和老師熟絡的辦法：首先，類似於“思修”這樣公認的水課，大家的上課態度普遍比較消極，會坐在教室後麵玩手機或者做別的科目作業；而她總是坐在第一排，和老師眼神交流、積極互動——雖然這些課程在某種意義上毫無價值，但它們卻是占了三到四個學分的必修課。除此之外，她會積極地擔任各科課代表，因為這是大學裏和授課老師接觸最頻繁的角色。如果沒能成為課代表，她就在下課後圍住老師問問題，但大學裏教的知識都太簡單了，根本沒什麽好問的。更多時候，她需要花費心思去“製造”一些看上去動了腦子、還有點兒難度的問題，雖然她對這些所謂問題的答案絲毫不感興趣。

但張妍最終以0.01分的差距與保研名額失之交臂後，有同學對她說，有些水課她完全不必如此大費周折，大可以直接對授課老師說，“我要保研，請您把分數打高一些”。

〓張妍的期末複習資料

並不是所有人都能成功地讓老師認識自己。嚴嘉萱剛剛躋身滬上名校，麵對光怪陸離的大城市，內心充滿了自卑與畏懼。她像是得了“潮人恐懼症”，看到校園裏打扮入時的同學，不由得敬而遠之。她不敢和老師互動，隻好埋頭把作業完成得更加精致，把每一科期末考試範圍內的題背得更加滾瓜爛熟。

“我希望老師給我高分是因為欣賞我的學業表現，而並不是因為我刻意去和老師搞好關係。”她質疑這種競爭方式的公平性，也同樣質疑通過所謂“社會實踐”換得保研加分的行為，“在我看來那種東西就是隨便立個項，然後做個花裏胡哨的PPT、項目書放上去，大家心知肚明——老師知道你是為了啥，你自己心裏更清楚，我覺得這種東西很沒有意義。”

她能抓住的，就是成績。在距離期末考試還有一個月的時候，她就著手開始複習，每一門課程她都至少背誦四遍，確保萬無一失，“如果有一門3學分的專業課考差了，可能就和保研徹底絕緣了”。張妍就曾有一門專業課的成績遭遇滑鐵盧，這讓她剩下的大學時光全用來亡羊補牢。大二那年，她因為忙於誌願服務社團的工作，一門4學分的“大學物理”隻考了七十多分。本來績點領先的她被拉低了0.3分，不得不抓住之後的每一次考試“填坑”。

〓張妍的期末複習資料

幾乎所有人都使盡渾身解數抬高自己的成績，所以很多專業，幾十個人，從第一名到最後一名可能隻有5分以內的差距。要想拉開分差贏得那僅有的幾個保研名額，需要在科研論文、各類競賽、社會實踐、誌願服務等方麵都有所斬獲，像集龍珠一樣集齊所有的榮譽，最終召喚出一個保研名額。

大三那年，張妍花了幾千塊錢“版麵費”，通過中介在某學術期刊上發表了一篇會議論文。按照往年的保研規則，她可以得到一分的加分——這一分，就足以讓她超越十幾個人。而從大二開始，劉念就頻繁地參加各式競賽：演講比賽、禮儀之星大賽、“互聯網+”創意策劃大賽、大學生創新創業競賽、全國數學競賽……但始終沒能獲得一個可以保研加分的成績。直到上交保研材料的前幾天，老師告知她所參與的某節能減排方案競賽獲得了全國三等獎，這個級別的榮譽可以獲得的加分，讓她從保研邊緣人一躍成為學院前五名。

雖然嚴嘉萱對這些事情不感興趣，但她依舊為此焦慮。如果單純看專業課成績，她幾乎可以達到滿績；但算上思政類課程以及各類加分，她隻能排到班級30%左右，徘徊在保研線的邊緣。

大一下學期，她交了一個男朋友，男友的父母都是另一所大學的教授。她發現男友暑期可以隨意去到任何一個他想去的實驗室實習；參加各類學術競賽，帶隊老師也總會跟男友的父親有著千絲萬縷的師生關係。這些在嚴嘉萱看來遙不可及的資源，男友全都唾手可得。那時她逐漸明白，這場名為“保研”的遊戲，所有人從一開始就站在完全不同的起點。

對手

因為保研名額的競爭，嚴嘉萱覺得，大學四年，同班同學之間的關係始終比較疏離。跟她關係最好的除了男友，就是上一級的某位學長——學長保研去了她心儀的專業，可以傳授給她詳盡的保研攻略。

這種現象也並不罕見。在張妍所在的學校，到了大二，班級裏入圍“保研圈”的幾個人開始嶄露頭角，相互打探對方參加了什麽競賽、有沒有什麽科研項目。張妍也會時常登錄各類競賽的官網，搜索班級裏幾個競爭對手的名字，看他們有沒有獲獎；再按照保研細則計算出他們的加分，確認自己的排名。到了大三，這場沒有硝煙的漫長戰事愈發激烈，她發現“保研圈”的幾個人見了麵連招呼都不打，彼此冷漠地擦身而過。大三暑假，她和同班一個女生都入圍了北京某高校舉辦的保研夏令營，她們沒有聯絡對方，各自從學校來到北京。開營儀式當天，張妍走上前去問那個女生，分酒店的時候要不要住在同一間。對方不置可否地微微笑了笑，轉過身去和其他學校的同學攀談起來。

這種暗中較量的敵意如果不被約束，就會演化為彼此傷害的陰暗行徑。就讀於某著名211院校的喬婷透露說，他們學院某個班級績點排名第一的學生，利用某專業課收作業的職務之便，肆意篡改全班其他幾個有保研資格同學的作業，以便讓自己獲得更為穩妥的優勢。事情敗露後，其他幾位學生聯名向學校檢舉，他們最核心的訴求是，一定要剝奪這個人的保研資格。這一事件後來在某社交媒體上發酵，引起軒然大波。許多網友在下麵競相分享本班同學為了保研傷害他人的做法：侵入校園網修改競爭對手的實驗課成績、學習委員故意給全班傳達錯誤的考試範圍、獎學金民主選舉作弊等等。

剛剛從某985高校畢業的陳夢涵，見證了班級裏的前三年形影不離的兩個女生，因為爭奪一個保研名額而分道揚鑣、相互詆毀。她記得，大二那年，疫情暴發了。那年的畢業季，似乎所有信息都在渲染疫情之下極端嚴峻的就業形勢，以及考公考研人數再創新高，出國讀書也變得遙不可及。保研，成為他們這一屆學子畢業出路的最優解。

為了成功保研，陳夢涵的大學生活基本都是在上課、泡圖書館。因為怕耽誤時間，她沒有參與任何社團活動。對於自己的專業，她說不上熱愛，僅僅是不反感而已，“我想讀研就是因為想提升自己的學曆，以後在就業市場上更有競爭力。對於學術的追求，根本談不上。”

但到了最後時刻，陳夢涵所在學院修改了保研政策，她原本的一個省級競賽獎項被取消了加分，最終以兩名之差沒有保上。她和另外一些失敗的同學去質問學院老師為什麽臨時調整政策而不提前通知，老師煩躁地回複，誰說沒有提前通知？不是讓那誰跟你們幾個保研圈的人說了嗎？陳夢涵這才意識到，和她一起參加暑期保研夏令營的“那誰”、她視為推心置腹的好友的“那誰”，原來早就知道保研政策調整的消息，隻是一直沒有告訴她。

“保研失敗給我的教訓就是，首先身邊的人都不像看上去那麽簡單；其次，做人還是要社會一些，要和老師多多溝通來獲得一手信息。如果你想要達成這樣一個結果，就要學著功利一些。”陳夢涵說。

自殘

背負著一定要保上研的巨大壓力，嚴嘉萱從大一就生活在一種極度焦慮的情緒之中。

她對思政類課程毫無興趣，也無法參與一些表麵光鮮的“社會實踐”項目，但又會麵臨強烈的自我審判：她仿佛幻化成兩個自我，一個在譴責自己總是躲在“小鎮做題家”的舒適區裏，絲毫不敢挑戰和克服自身局限性；另一個又理直氣壯地認為，自己有自由有權力做真正認可的事情。在這種反複拉扯中，嚴嘉萱筋疲力竭。

大學生活相較高中清閑太多，沒了一個月一次的階段性模考，嚴嘉萱覺得平時的生活虛無又空洞；但這四年又有一個一以貫之的目標——保研，而每一學期的期末考試，都會左右這個最終的結果。因此，每個學期末她都會特別暴躁易怒。

有一年元旦前後，她和幾個朋友創業賣學校的文創周邊，訂單配送出現了問題，需要他們解決很多非常瑣碎的事情，又正好趕到期末考試季，嚴嘉萱覺得壓力全部向她湧來。一個陰沉的黃昏，她一個人坐在宿舍裏，看著班級群裏剛發布的考試安排，感覺頭皮發麻、全身不停顫抖，那時她腦子裏閃過一個念頭：從樓上跳下去，擺脫現在的一切。

為了不讓自己自殺，她拿起手邊的美工刀去割桌上的橘子皮，切割的暢快感讓她覺得解壓。接著，鬼使神差地，她把美工刀伸向了自己的手臂。

這次自殘沒有讓嚴嘉萱受傷太重，但從此之後，遇到類似急躁抓狂的時刻，她都會用自殘來紓解壓力。

大二的時候，疫情暴發了。嚴嘉萱在家裏上了一個學期網課，那個學期期末，學校把考核標準從線下考試改成了線上提交課程論文，而寫論文的那段時間，嚴嘉萱陷入了極度的痛苦。在過去，她所習得的所有學習技能都是熟稔地掌握某些知識，然後用它來完美無缺地滿足某種客觀評價標準：比如把考試範圍背得滾瓜爛熟，然後在考場上奮筆疾書。但寫論文不是這樣，她無法揣摩老師的評價標準，不知自己的選題和寫作是否投其所好。她甚至懷疑自己寫下的所有東西都毫無意義，她想到如果讀研，那還需要再花上三年時間去寫這些東西。第一次，她開始質疑自己是否適合讀研，以及讀研到底有什麽意義。

回到學校，嚴嘉萱開始重度失眠。她質疑保研的意義，但做題家的慣性又無法讓她徹底放棄。她整夜整夜地失眠，但到了白天，又沒有能量從床上下去，因為一旦清醒，就要麵對一個被精準量化的世界：課程的績點、論文的等級、競賽的獎項、誌願服務的工時、社會實踐的榮譽，學校裏所推崇的“人生贏家”，甚至連身材外貌、戀愛對象都要完美。從床上下來後的每一天，她都要奮力去滿足這所有的評價標準，最終讓自己抵達理想的彼岸——保研。但她心裏分明有一個聲音在說，這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嚴重的失眠和焦慮讓嚴嘉萱長期晨昏顛倒、精神恍惚，行動力下降。大三下學期，當所有課程考試結束之後，她的痛苦達到了極點，因為所有可以努力的時間已經過去了，再也沒有什麽可以發力的機會，剩下的隻是被動等待一個未知的結果。自殺的念頭再次浮出腦海，嚴嘉萱主動去看了心理醫生，她被診斷出患有“雙相情感障礙”。看到診斷結果，她馬上像逃生一樣收拾東西回了老家，逃離了被她看作內卷中心的學校。

遊戲規則

大三暑假，還在河南老家的嚴嘉萱得知了她保研失敗的消息——就在這一年，教育部修改了直屬高校的保研規則。按照新規，從大一就參與科研創新類競賽的嚴嘉萱隻能挑選所獲榮譽中最高的一項去加分，而不能將連續三年的科研榮譽全部加分。這導致她以兩名之差無緣保研。

得知這個消息的那一刻，嚴嘉萱有種塵埃落定的踏實感。但她還是無法接受三年多的努力全部落空，回到學校後，她找遍了學院教務、副院長、院長甚至投遞了校長信箱，希望能得到一個合理的解釋或者為自己換來一絲轉機，但“學校像踢皮球一樣把責任推給各個部門”，她最終沒能爭取來自己想要的結果。

並且因為她的持續投訴，受惠於新政策而榜上有名的保研生對她群起而攻，她的防禦方式就是在班級中更加沉默疏離，“反正大四了，大家各幹各的，畢業後就徹底相忘於江湖了。”

〓同班同學對嚴嘉萱申訴保研政策這一行為頗為不滿

張妍同樣因為保研政策調整而落敗。在出保研名單的前幾天，學校突然通知會議論文的加分取消、隻有期刊論文能夠加分——這導致她花了好幾千塊錢投遞的那篇會議論文變得毫無用處。“可能學校也覺得我們雙非本科生寫不出什麽高水平論文來吧”，張妍無奈地說，如果提前一個學期學校通知政策調整，她還可以再衝一衝競賽加分。可提前幾天通知，她做什麽都於事無補了。

保研失敗讓當時的張妍極度痛苦，室友們輪流陪了她好幾天，擔心她因為想不開出現意外。因為情緒起伏太大，她檢查出了甲狀腺結節。但這也讓她意識到，自己其實沒有那麽熱愛學習和科研，“我隻是害怕失敗，接受不了考不好、接受不了保不上研、接受不了自己不是最優秀的”。她最終決定去一家企業做管培生，她覺得這次失敗教會她比得到一個保研名額重要得多的事情：如何善待自己，如何真正地愛自己。

在某985高校讀冷門文科專業的陳夢涵也受到了保研政策調整的影響。院係回應說因為國家強調更重視學生的綜合素質，所以加大了學年論文成果的權重，“表麵上冠冕堂皇，其實隱晦的含義就是看誰更能經營和老師之間的關係。”以一名之差落敗的她也去找學院申訴，“他們甚至直接承認今年係裏的保研政策是有問題，明年會改回來，但今年就這麽著了。”因為頻繁地去和老師麵談，校內BBS開始流傳，說某院係女生每天去找教務老師哭訴哀求一個保研名額的故事。

保研失敗後，陳夢涵嚐試去找工作，還去參加了國考市考，最終通過考研上岸。短暫的求職經曆讓她明白，要是想考上公務員，必須要有當班幹部的經曆、要獲得優秀班幹部的獎項、必須要是黨員；要是想進大廠工作，就要多積攢實習經驗，抱緊實習期間領導的大腿，爭取內推。陳夢涵開始計劃著在新的人生階段，如何開啟新一輪的“集龍珠”遊戲。

嚴嘉萱則用瘋狂看韓劇來療愈，韓劇《鬼怪》裏的一句話讓她潸然淚下：“神沒有安排任何人的命運。你生活所遇到的問題，隻是神向你提出的問題，而你的行動本身就是解答。”

“那一刻我突然覺得，讓我保不上研，可能是上天對我提出的一個問題，現在我就要用我的行動去解答它。”想在研究生階段轉讀教育學的她花了更多的時間去反思“小鎮做題家”這個身份：“從小到大的生活模式就是一周一小考、兩周一大考，不斷的階段性目標成為了我生活的全部。所以不論做什麽，我都要有一個非常明確的目標，一旦失去目標就覺得生命沒有意義，但不知道如何去處理閑暇、如何享受自由，所以都是一邊焦慮一邊愧疚一邊擺爛。但其實不是這樣的，生活本身才是我最應該珍視的目標。”

大四那年，她加入了吉他社團，和朋友們組樂隊演出；她還加入了脫口秀社團——在此之前，嚴嘉萱從沒發現自己原來有這麽多愛好。她和男友分了手，盡管在她爸爸看來男友一表人才，但嚴嘉萱覺得他“就像韓國電影《寄生蟲》裏那些上流人士一樣，精致又偽善”。

盡管周圍很多人勸她考研，但嚴嘉萱最終選擇去北京的一家媒體工作。她已經厭倦了校園裏對於“優秀”的評價標準，“如果我真的關心具體的人，就應該去真實的世界看看。”

她明白，走入職場、走進“大人的世界”，又有一套新的遊戲規則，對“人生贏家”有了新的評判標準和衡量尺度。但這一次，她不想再把自己放置在任何競技規則之中，她想自己定義自己的人生規則。